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1966.05.16;中发 [66] 268号

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部门和各人民团体党组、党委,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
    现将中央工作小组四月十三日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转交给你们,中央同意这个报告。
    中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中央认为,这个小组会议开得很好。贯彻执行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摆事实,讲道理,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罗瑞卿不但不认真检查自己的错误,反而于三月十八日跳楼自杀(受伤),走上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道路。
    鉴于罗瑞卿错误极为严重,中央决定停止罗瑞卿的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以后再提请中央全会决定。
    为了教育干部,吸取教训,并肃清罗瑞卿错误影响,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这个报告所附的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等同志的四个主要发言,罗瑞卿三月十二日的检查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中  共  中  央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

        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

党中央、毛主席: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至十五日,党中央在上海召开了会议,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和他进行了背靠背的斗争,会后,党中央指定了周恩来等同志对他进行了多次的耐心教育和帮助,罗瑞卿不但没有老老实实检讨错误,反而表示受了委屈,各方面为自己辩护,在传达了党中央上海会议以后,在军队政治工作会议上,在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中,又揭发了罗瑞卿大量的严重的错误事实。在党中央直接领导下,从三月四日到四月八日,召开了讨论罗瑞卿的问题的小组会议。会议本着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这次小组会是分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历时十三天,参加包括军委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厂、国防科委、军事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同志,以及罗瑞卿本人,共四十二人,三月二十二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五十三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第二阶段参加会议的共九十五人。
    由于三月十八日罗瑞卿跳楼自杀(受伤),第二阶段的会议,只好又转为背靠背的斗争。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罗瑞卿的主要错误事实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罗瑞卿极端敌视毛泽东思想。林彪同志指出,要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们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罗瑞卿却胡说这不符合我们国家的体制。林彪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胡说“不能这样讲,最高还有天高的吗?难道没有更高了吗?最活,难道还有次活的吗?最高最活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呀!”林彪同志提出“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罗瑞卿却胡说这句话也不能这样说,对外国人影响不好。罗瑞卿还不准说毛泽东思想的形式包含有“个人天才”的因素,说什么现在没有什么人再敢提个人天才呀!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罗瑞卿却反对向外国人宣传和解释这四句话。林彪同志指示《解放军报》要经常刊登毛主席语录,罗瑞卿却嫌搞多了。总政治部根据林彪同志指示,把毛主席、党中央指示和军委的文件编成教材,作为干部、战士的必修课,罗瑞卿借口到连队的东西太多了,不准印发。林彪同志指示,要在民兵中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活动,罗瑞卿却胡说“不要单独给民兵布置学习毛著任务”。罗瑞卿还指责歌舞剧《水兵的光荣》中,唱“敬爱的毛主席”太多了,说要和共产党联系起来,不要单独地唱。
    罗瑞卿歪曲和反对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毛主席一贯教导,人民内部也有阶级矛盾,罗瑞卿却胡说:“农民有一部分自发倾向,想搞单干,不是阶级矛盾,而是人民内部矛盾。”还胡说:“我们军队本身不存在阶级矛盾,但是存在立场不坚定,阶级觉悟要提高,要抵抗资产阶级封建思想的侵蚀,以及对政治问题要有辩证的分析方法问题。”
    罗瑞卿当公安部长的时候,就否定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刚刚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阶级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罗瑞卿却在五八年大搞什么“十无运动”,限令做到无反革命,无盗窃,无流氓阿飞,无火灾,无车祸等等,并把苏修的东西拿来做依据,鼓吹什么苏联内部已经没有阶级了,那里的犯罪问题主要是外部的原因了,这是典型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彻头彻尾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观点。他这种搞法虽然受到党中央多次批评,但是他仍然坚持错误,仍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而且又接着放出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熄灭论,1958年x月,他就公开说过“现在基层政权在开始消灭,专政工具也是如此。”“现在反革命更少了,我们的基层政权主要任务不是搞阶级斗争,而是搞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就这个意义上讲……(不清)在开始消灭。”毛主席党中央反复强调公安工作一定要在党委领导下走群众路线。罗瑞卿却强调垂直领导,搞神秘主义、孤立主义,搞苏联“格伯乌”那一套。
    罗瑞卿在新疆地区反对苏联搞颠覆活动的斗争问题上,违背和反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方针和指示,他诬蔑我们在中苏边境上“制造人为的紧张”,对中苏边境的纠纷为苏修开脱罪责,说什么“不能说多数是他们挑起,要做具体分析”,一九六二年x月x日,xx地区的暴乱事明明是苏修策划和组织的,他也是非常清楚的,他却极力为苏修开脱,轻描淡写地说:“我看与他们的领事馆有点关系”,接着他又别有用心地说:“不晓得这笔历史怎么写法”。他违背毛主席的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的规定,擅自宣布边境地区的五类分子不要内迁,责备x军区在x(看不清)边境制造“无人区”,他还胡说:“现代修正主义攻击我们进行民族xx(看不清),搞得不好,就是迫害嘛!”
    罗瑞卿反对毛主席人民战争思想,反对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我们武装力量的传统体制是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游击队相结合,罗瑞卿却阻挠和反对设地方武装,忽视民兵工作。
    罗瑞卿拒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和加强地方武装的指示。毛主席早在一九六零年就明确指出,要从主力军中抽出若干个师给沿海各省作为地方武装的骨干。罗瑞卿对这一极为重要的战略指示,既不布置执行,也不……(漏)竟然拖了近三年之久。一九六四年六月、七月、毛主席又连续二次在会议上提出这一问题,指定要从正规部队中拔出xx个师给沿海各省,并且对罗瑞卿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罗瑞卿这时才被迫去布置。但是,他在布置时指出:“究竟抽调完整的建制师,还是抽调一部分建制部队补充一部分新兵,或者是补充新兵和原来的地方部队结合起来合并组建,还可以研究”。结果,主席的指示还是被打了折扣。
    毛主席指示,搞四清要把民兵工作搞好,林彪、xx、徐向前同志也都指出,在四清运动中要自始至终地抓民兵工作,参加四清的军队干部要做民兵工作,罗瑞卿却一再反对,说四清运动中的民兵工作“只在建设阶段抓一下就行了”,并且规定“军队干部下去参加社教工作不要另外赋于搞民兵的任务。”
    罗瑞卿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也和毛主席唱反调。近几年来毛主席多次指出,民兵工作的三落实,第一是组织落实,第二是政治落实,第三是军事落实,首先是有没有,随后是讲政治。罗瑞卿却狂妄地反对毛主席这一指示,他反复说:“民兵三落实,首先是政治落实,在政治落实的基础上,再做到组织和军事的落实,”“如果政治不搞好,思想上不搞好,那个组织不落实还好一点,越落实越坏,被坏人夺去领导权或者被坏干部掌握住了,那个越落实越会干坏事,”“要把关系搞清楚。”罗瑞卿在这里好像很强调政治,实际上是用诡辩论否定毛主席把民兵组织起来的重要指示。同时,罗瑞卿搞民兵大比武,也就把毛主席提出的民兵工作三落实统统给冲垮了。
    罗瑞卿还反对毛主席的文艺方针。毛主席历来教导,文艺第一是政治标准,第二是艺术标准,首先要解决文艺的政治方向问题。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批评文艺界“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罗瑞卿多次在部队文艺队伍中强调,部队文艺方向问题解决了,要突出艺术。他胡说什么“光搞政治性、战斗性很强的东西,就显得太单调,太枯燥”。“我军有些文艺作品,比较生硬,艺术加工很不讲究,使人看到很枯燥。我不主张这样。不然还有什么艺术?光读毛选就行了。”
    罗瑞卿公然修正毛主席关于凡是有群众的地方就有先进、中间、落后三种状态的理论。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他说什么:“我们部队不要搞先进、后进,不要提后进战士,”“后进战士这种概念应该取消”,“我们军队中,只要有党员、团员、五好战士、英雄模范、革命军人这些名称就行了”。
    罗瑞卿还对伟大领袖毛主席进行恶毒的诽谤和攻击。他多次在大庭广众之中散布对毛主席的不满,他还对别人说毛主席不信任他,会整他,他想到上海当市长,早点离开毛主席。以后因为上天安门毛主席并没有要他陪,到xx开会,毛主席没有让他一道坐飞机去,他又说毛主席不信任他,要整他。这证明他对毛主席怀恨在心由来已久的。
    罗瑞卿这样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毛泽东同志,实际上就是敌视、反对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力图以资产阶级政治来代替无产阶级政治。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罗瑞卿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是他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大暴露,是他力图以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代替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阴谋的大暴露。
    一九六四年一月,罗瑞卿没有经过军委办公室会议和军委训练委员会,也没有请示林彪、贺龙、聂荣臻同志和军委常委,擅自决定全军大比武。一月至十月,他还十三次到各地督战,各省市民兵比武也是他个人擅自决定的。
    大比武是比军事,比技术,提倡军事第一,技术第一。一搞大比武就否定了四个第一,否定了军委决定的一九六四年全军工作的方针。大比武冲击了政治,冲击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削弱了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大比武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为了在比赛中争第一,拼凑尖子,弄虚作假的现象非常普遍,单纯的军事观点,锦标主义的倾向大为发展,严重地破坏了部队的作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严重地影响了内部的团结。由于大比武,部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大泛滥,歪风邪气上升,四好连队大幅度下降。为了比武,不加xx选拔干部和发展党员、团员重技术、轻政治。有些单位排挤工农干部,把政治思想品质好,但技术稍差的干部撤换了不少,完全违背了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五个条件的指示。大比武也冲击了正常的军事训练,练为看,不是练为战,搞了一套形式主义,花架子,根本不符合实战要求。比武中浪费现象十分惊人,训练事故也大量增加。民兵大比武冲击了民兵工作三落实,影响了生产,脱离了群众,增加了人民群众的负担,也发生了许多事故。
    一九六四年底,林彪同志根据毛主席一贯建军思想,建军的历史经验和当时部队反映的大量材料,作了突出政治的指示,严肃地批评了大比武的错误。对于这个指示,罗瑞卿不仅不执行,反而千方百计篡改和歪曲。十天之内他对林彪同志指示内容反复篡改了八次之多,竭力阉割其革命精神,塞进了许多私货。一九六五年初,他在军委办公室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和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以及后来多次到部队、院校的讲话中,他都竭力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并且恶毒地进行煽动。例如,一九六五年一月十五日,罗瑞卿在高等军事院校军以上干部读书班结束时的讲话中,公然煽动大家说,对于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你们赞成不赞成,可以讨论一下,你们今天就要走了吧!不赞成的以后写信来。”他到处别有用心的讲,对于林彪同志的指示要有“全面的”、“正确的”、“辩证的”理解。他还说一九六四年的军事训练工作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年,大比武的成绩是主要的,气可鼓,不可泄,不要泼冷水,他到处散布折中主义(机会主义)的谬论。极力反对毛主席关于政治领导军事的基本观点,而强调单纯的军事观点,说什么军事就是政治,军事,政治应该并重,反对所谓“政治家”,说什么“政治搞不好别的就搞不好,但是,单纯把政治搞好,别的搞不好,垮下来,这种政治恐怕不能算政治好,是空政治,那里有这种政治。”“一定要明确理解林彪同志的指示,政治搞得不好,打起仗来向后跑,但是,军事没有一点功夫,我们训练就是为了打仗,打得不准,一打人家就扑过来,你说向不向后跑?军事作战搞不好,浪费事小,打起仗来就亡党亡国”等等。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五项原则以后,五项都遭到罗瑞卿的反对和歪曲。罗瑞卿反对把毛主席的书当作我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他还把“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的技术”这一条说成是五项原则中最重要的一条,而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抓活思想等主要的几条放到次要地位。军委已经决定把五项原则作为一九六六年全年工作的方针,他却别有用心地强调主要是解决方法问题,说什么“不解决方法问题最好的方针也要落空”,影射林彪同志的五项原则是“瞎说一通”。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前面说过罗瑞卿个人擅自决定大比武,反对林彪同志突出政治的指示,在公安部搞“十无运动”等等,不但在政治上是严重错误,而且在组织纪律方面,也都是严重的错误。
    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问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曾再次明确指示,台湾海峡的斗争,不单是对蒋匪的斗争,主要是对美帝的斗争,不单是军事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因此对蒋匪采取的一切作战行动都必须从政治上、战略上加以全面的考虑,由党中央根据整个形势的需要掌握决定,未经中央批准,任何人不得自作主张,轻举妄动。罗瑞卿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竟然于一九六X年X月X日私自指示福建军区,今后海上作战,军区可以根据情况,“积极主动地打击敌人”,“为了不失战机,可以边打边报告。”
    罗瑞卿对许多重大的军事行动和作战计划,往往不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有时军委常委开了会,作了决定,只要不合他的意,他就发脾气,要回去。如一九XX年拟制的XX协同作战计划,一九六五年九月、十月在中缅边境的两次军事自卫行动,罗瑞卿没有向军委常委请示报告。又如一九六二年X月,军委常委开会边境斗争和军工生产两个问题,大家根据当时的情况,认为最好调一个部队到中印边境西段去,当时军事工业对常规武器的生产应加强,使常规武器、弹药能增加一些储备。会议上常委同志要作战部同志向罗瑞卿报告一下常委的意见,要XXX决定。他听了汇报后大发雷霆,当着很多人的面,连着说:“不要迷失战略方向”,“请问什么地方影响了军工生产?”
    关于国防工业建设和国防科学技术等问题,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已制定了一系列的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但是罗瑞卿不但不贯彻执行,反而任意篡改和取消,一九六X年底,他在国防工业办公室会议上,竟狂妄宣布:“新军委成立后,中央、军委、林总队国防工业提出的一系列方针,军总的三级干部会议上总结的十七条经验教训凡是正确的,一定要坚持,部分或大部分正确的,加以修改,不正确的取消,他否认聂荣臻同志直接领导的国防科委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在我们的原子弹出来以后,他还狂妄地攻击国防科研工作是从资料到资料,从设计到设计,一事无成。”
    林彪、聂荣臻同志不同意罗瑞卿提出的在国防工业中马上取消军代表的主张,多次主张,多次提出:“军代表制度的改变应当慎重考虑,在未弄清情况以前暂时不动”。罗瑞卿狂妄地说:“军代表制度是彭、黄思想,我就要冒这个风险。”
    罗瑞卿在公安部门工作的时候,就有许多无组织无纪律的错误。例如: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他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和军委,即擅自决定将军队系统警卫北京的两个师和一个团,改为公安部所属的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归公安部建制。这个受到了毛主席和军委的批评,以后他就积极地扩大公安部队,并且企图建立公安工作和公安部队的垂直领导系统,竭力扩展自己的权力。
    罗瑞卿还利用各种机会,当着下级干部面,散布流言蜚语,破坏军委领导同志的威信。他对林彪同志、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叶剑英、徐向前和已故的罗荣桓同志,妄加议论、攻击和诽谤。
    罗瑞卿身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但是他很少认真地系统地向干部传达党中央会议的精神和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有时他虽然也传达一点,但是很少原原本本地讲述,而且常常和他个人的东西搅在一起,使干部搞不清那些是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那些是他自己的东西。林彪同志自一九六一年以后,曾对他多次教育,希望他通气。一九六五年四月,林彪同志又正确指示,今后军队七级以上干部和总部各部长的任免,要请示报告军委各同志,然后再报上级党中央审批,罗瑞卿对这一指示却置若罔闻。一九六五年五月,全军中将以上干部的定级,他不请示报告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即擅自决定用军委名义报中央书记处。罗瑞卿还经常以林彪同志和军委常委身体不好为借口,不准别人去请示工作和汇报情况,谁去请示工作或汇报情况,他就训斥和打击。
    罗瑞卿是典型的“一言堂”,极端不民主。严重地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许多重大问题,他不经过军委常委,不经过军委办公室会议,不经过总参、总政,常常是个人批示决定。即使是军委常委、军委办公室会议上决定了的事情,他也可以随便推翻,任意改变。军委办公会议经常是他一个人讲话,别人发言,常常被他打断顶回去,不让人家把话说完,甚至讽刺挖苦,恶言伤人。军委常委开会,也是他讲的多,军委各位副主席的讲话也常常给他插断。他没有一点自我批评精神,听不得半句反面意见,老虎屁股摸不得,谁要给他提意见,他就长期怀恨在心,寻机打击报复。

         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罗瑞卿个人突出,飞扬跋扈,锋芒毕露,称王称霸,想尽一切办法争名誉,争地位,争风头,不择手段地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他特别热衷于以个人名义发表文章和讲话,极力为自己争版面,争头条,争画面,争镜头。在国内外重大政治问题上,他常常抢先发言表态,把自己宣扬成党和国家的权威发言人的样子。
    罗瑞卿是最会投机取巧的,例如:一九六四年叶剑英同志亲自抓了郭兴福教学法,召开了现场会议,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在全军推广,毛主席林彪同志同意这一建议,并表示很赞扬。罗瑞卿一看这里面大有油水,便把叶剑英同志撇在一边,兴师动众,亲自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现场会议,把功劳据为己有,并乘机搞起来大比武,推广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再如:罗瑞卿还把自己装扮成反彭、黄的英雄,到处说自己是受害者,说延安整风时,他批评了彭德怀,是彭恨死了他。实际上,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野政工作时他跟彭德怀是跟得很紧的。延安整风时,他看到彭德怀又担负了重要职务,到太原前线来了,于是又跟了上去。当时,彭德怀表示反对延安整风受批判不满,罗瑞卿接着向彭说:“我也觉得对你的批判过火了。”一九五三年彭、高、饶联盟反党时,他又陷了进去。这说明罗瑞卿是一个很典型的投机分子。
    罗瑞卿在军委工作的这几年,一直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从来没有到基层去作调查研究,也不愿意听取人家的汇报。他在工作上极端不负责任,严重失职,他倒装成很忙的样子,并且到处吹嘘自己忙得不得了,其实他忙是为了捞取政治资本,搞阴谋活动,忙的是吃喝玩乐,甚至在作战或战略最紧张的时候,他还照常去看戏、跳舞、钓鱼、游山玩水,他在生活上也是挥霍无度糜烂透顶的。
    罗瑞卿虽然入党几十年,但是他的剥削阶级立场并没有改变,罗瑞卿对于培养他几十年的毛主席和林彪同志,对于革命的同志和战友毫无革命的阶级感情,冷酷无情,视若仇敌。
    罗瑞卿对待他的公务员殷光富同志和自己的地主亲属的态度完全暴露了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殷光富同志是苦大仇深雇农出身的烈士之弟,他在罗处工作十年,照顾罗的生活,把自己的身体都搞坏了。但罗对他百般虐待,犹如奴隶,相反,罗对于他的地主家庭却很有感情,甚至把反革命的地主岳父,窝藏起来,成为反动地主的“防空洞”。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罗瑞卿在他的篡军反党活动中,首先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他把林彪同志当敌人看待,常常制造谣言,诬蔑和打击林彪同志,并且采取种种阴谋手法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旬,刘亚楼同志说过,罗瑞卿向他说:林总讲,他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独立主持,要大胆处理问题,不需要向林总经常请示,也不要到处去请示。又说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现在就多抽出时间去全国把全国的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都要靠罗瑞卿指挥了。这件事经过查对,完全是造谣,明显地暴露了他篡军反党的野心。
    一九六四年国庆节之后,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准备召开之前,罗瑞卿迫不及待地要林彪同志交位“让贤”。当时他跑到林彪同志处,在谈干部问题时,借题发挥,指桑骂槐地说:“病号嘛!就是养病,还管什么事!病号,让贤,不要干扰!”他走出房门外在走廊里还叫嚷说:“不要挡路”。
    一九六五年一月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林彪同志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一月十七、八号即人代会后,罗瑞卿到上海私下对刘亚楼同志说:“想不到这个人又东山再起了!”为了骗取林彪同志的信任,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说:“这次我认定了,跟定了,今后弹打不飞,棒打不走,我罗瑞卿死了烧成骨灰都忠实于林彪同志”。并要刘亚楼同志把这些话报告给林彪同志。二月廿二日,罗瑞卿又到上海,和刘亚楼同志谈了半天,第二天上午去见林彪同志,向林彪同志表示,今后他更相信林彪同志的领导,更拥护林彪同志的领导。说今后是跟定了。林彪同志指出:“要跟党中央、毛主席”。并要他今后改正过去的一些想法,好好工作。林彪同志因罗瑞卿对刘亚楼同志谈了许多不应该谈的话,批评了他。罗瑞卿上午刚讲了更相信更拥护林彪同志和跟定了林彪同志的话,下午一到广州就又大造林彪同志的谣言。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十五日,刘亚楼同志在罗瑞卿的指使下,向叶群同志讲了四条意见,希望她劝林彪同志接受。这四条意见是:第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第二、要好好保重林彪同志的身体,这一点就靠你了;第三、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训的事情了;第四、交给罗去管,劝他多尊重罗,要相信罗,军队的事情放手让罗去管。林彪同志当时严肃地批评了刘亚楼同志,还指出了一九六一年以来罗瑞卿的思想情况,恶劣影响及近来对他进行批评的经过。刘亚楼同志表示,他过去是受了罗瑞卿的骗,上了罗的当。关于这件事,刘亚楼同志的妻子霍云英同志听说过,杨成武、吴法宪同志也听刘亚楼同志在临死前说过。
    一九六五年X月X日下午,罗瑞卿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XX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罗瑞卿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委的意见。他发言以后就要求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表示态度。罗瑞卿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其他常委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一直是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是完全清楚的,罗瑞卿这里耍了一个阴谋,他的如意算盘如果是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动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
    罗瑞卿曾当着很多人说:“汪东兴同志说,毛主席说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这句话缺乏阶级分析,人有好人、坏人,有这个阶级的人,有那个阶级的人。”汪东兴同志证明,毛主席根本没讲过这话。汪东兴也没有对罗讲过这话。林彪同志所提出四个第一中人的因素第一是就人和武器的关系来说的,这正是毛主席一贯的军事思想。毛主席对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几年来曾多次称赞。罗瑞卿还造谣说:罗荣桓同志临死时想见一下林彪同志,但林彪同志托病不见。等到罗荣桓同志逝世以后,林彪同志又去向死人鞠躬,去送葬,这是补过。也是做给别人看的。罗荣桓的爱人林月琴同志和林彪同志的秘书都说明根本没这么回事,完全是捏造和诬蔑。
    一九六五年五月XX日,即在XX会议期,林彪同志连续批评罗瑞卿之后,罗瑞卿还和梁必业私下密谈,挑拨林彪同志和罗荣桓同志的关系,诬蔑和攻击林彪同志。
    罗瑞卿长期对林彪同志进行封锁,受到林彪同志批评后,虽然表面上作一点假检讨,但实际上他不仅不改正错误,反而怀恨在心,变本加厉,对林彪同志进行攻击,造谣诬蔑。他不但自己不报告、通气、而且也不准别人报告通气。谁若通气,他就打击排斥。有时他也搞一些假通气,又常常假传林彪同志的指示进行挑衅和诽谤。
    罗瑞卿不但阴谋篡夺军队的大权,他还从中央到地方到处伸手。本来他是管军事工作的,但是他越权越位,常常以个人名义,以命令口气向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各中央局、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批过大量文件,许多事情他不加调查研究,乱加批评指示和黑指挥,这种事例很多。
    罗瑞卿为了实现他篡军反党的阴谋,还背着党同一些和他气味相投的人勾勾搭搭,吹吹拍拍。罗瑞卿和杨尚昆、杨献珍、刘亚楼、肖向荣、梁必业的关系是极不正常的。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他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来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是用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林彪同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他妄图夺取兵权,达到篡军反党的罪恶目的。他是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他是打着红旗反红旗,是一颗埋在党中央的“定时炸弹”。
    这次小组会议,大家根据摆事实,讲道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罗瑞卿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严肃的批判,竭力想把他挽救过来。但是,他不但毫无悔罪认错之意,反而一再向党进行欺骗,抗拒和威胁。他在三月十二日的检讨中,虽然也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戴了几顶空帽子,但是在根本问题上还是千方百计进行狡辩和抵赖,并且投下了许多“钉子”进行反扑和以后翻案。他的检讨引起到会同志的极大愤慨,当场受到许多批驳。之后,他又以来不及作好检讨为借口,要求先散会,大家回去工作,待他准备好了之后再来开会,此计不成,三月十八日他竟以“跳楼自杀”向党进行要挟,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走上叛党的道路。他在跳楼前写的遗书是向党进攻,向社会主义反扑的毒箭,在“遗书”中他连前几天承认了的一点错误也全部推翻了。
    会议认为,罗瑞卿的错误发展到这种严重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反映,是有其深刻的阶级、历史和思想根源的,罗瑞卿出生于地主阶级家庭,入党三十多年来,他的剥削阶级立场没有得到改造,在民主革命时期……(脱落几句),拒不改正错误,终于在近两年恶性发作,来了个大暴露。罗瑞卿的世界观,是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为了追逐个人的名利地位,他不择手段,作了各种坏事,直到公开向党伸手。结果就全部剥落了自己的伪装,暴露了自己的原形。
    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党中央、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及时地觉察了罗瑞卿的篡军反党阴谋,断然地采取处理这一问题的措施,是非常英明的。继中央上海会议后,又召开了支持小组会议,彻底揭发和批判了罗瑞卿的错误,粉碎了他篡军反党阴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党的正确路线的伟大胜利。这又一次证明了我们的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证明了我们军队是党的无比忠实可靠的武装力量。几年来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和军委、林彪同志的领导下,军队的工作成绩是伟大的,对罗瑞卿的错误是有抵制的。出了一个反党分子罗瑞卿,丝毫也无损于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到会同志一致认为,在粉碎了罗瑞卿的篡军反党阴谋后,坏事将转变为好事,我们党的事业,我们的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必将得到更大的发展,取得一个又一个的新的辉煌的胜利。
    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
    (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
    (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
    (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
    (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彭真在这次会议的过程中,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有关事实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同志,另写一信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以上报告,是否有当,请指示。
          中央工作组
          一九六六年四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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