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央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和指示

        丁抒  编

    文化大革命中广为流传的“中央首长讲话”和与此有关的中央首长的信件、电文、检讨等等,无疑是一个中国当代政治中的独特景观。文革以前,中共的中央级的领导的讲话,大都是或在机密的党内会议上内部演说,或是节庆日的官方场合的照本宣科。象文革中那样与千百万群众的直接对话,及其从油印散发到大字报上街的诸多方式的抄录流传,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文化大革命所采取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运动的方式,使中共的任何官僚机构运作都无法赶上其瞬息变幻。以往那种“文件──传达”的运动群众的程序早已经失灵,有时甚至连电话、电报都无法处理那些突变事件。当全国各地的两派群众的争斗已经酿成重大事变,诸如聚众上访、中断交通、大规模武斗和血案等等,深居于机关内的中央领导们也只能走出来,立即到群众中去解决问题,平息事变。既然群众性的造反运动是毛泽东及追随者为打倒其政治对手们而发动起来的,他们当然乐于运用这一法宝去打击“敌人”。因而,收集在这里数千份中央首长讲话大都出自于所谓“毛主席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他们利用“讲话”来直接操纵群众运动,从而达到其党内斗争的目的。这样,这些林林种种的“中央首长讲话”便给后人留下了一份文化大革命中中共党内斗争、中共和群众运动关系等等的重要历史记录。
    由于“中央首长讲话”的广为流传始于一九六六年八月,其时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早已被囚,不再是“中央首长”,其言论、讲话自然付诸厥如。八月十日后,刘少奇、邓小平即处于半囚禁状态,除了以后陆续写的书面检讨外,他们的讲话、言论便不能流出中南海了。因此这里收集的刘、邓的讲话非常少。而文革初极为活跃的陶铸自一九六七年初突然被“揪出”,成为“打倒刘、邓、陶”中的“陶”,再也没有一句讲话得以流出中南海禁地、达至民间。当然,随着“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也相继成为毛泽东的囚徒后,“首长讲话”里就再也不见他们的名字了。
    尽管如此,这些“中央首长讲话”作为历史文献还是有其珍贵性的。它们不是中共官僚们千斟万酌后写下的书面文件,而是即时即地脱口而出的鲜活言辞。“言为心声”,就更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思想和他们所代表的中共党内各个派系的动向和利益所在。或许正因为如此,那些中央首长们在对群众运动讲话时常常叮嘱被接见的群众千万不要录音,不要转抄成大字报。然而,这些叮嘱对把他们的话奉为圭臬的狂热的群众来说常常不起作用,被他们只视作一种中央首长的“自谦”。这些讲话还是被广为抄录流传。或许正是由于这些首长讲话在群众心目中的政治权威性,在内容上它们极少被记录的群众有意曲解伪造,大都有很高的历史可信度。至于当时缺乏录音设备而造成的疏漏,在辗转抄录中造成的误差,当然是在所难免的了。
    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央首长讲话是当时印发量最大的非官方出版物之一。它们广泛地见之于千百种铅印的小报、小册子和数不清的油印传单中。因为1969年以后,大规模群众运动的政治运作已经被中共基本放弃,这些出版物自然也就不多了。但编者仍设法找到了不少所谓的“内部讲话”。这里还有一些文革后的中央首长讲话,因为它们都密切地涉及到对文革的评价,也就一并收录。
    要在这一简短的说明中详细地列出本编近两千篇首长讲话的来源是一件困难的事:一是因为它们卷帙浩繁,多达上万;二是因为收录在这里的文献大都经过编者对多种版本的校勘,无法只注单一的来源。这里,编者只注出那些最主要的出版物以飨读者。它们是:《红卫兵资料》(1-20卷)[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1975];《红卫兵资料续编》(1-8卷)[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1980];《红卫兵资料再编》(1-8卷)[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1993];《新编红卫兵资料》(周原编:1-20卷)[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1998];《新编红卫兵资料》(宋永毅编:1-40卷)[美国:中国研究资料中心,2001];《“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王年一等编:1-3卷)[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1988];《中央首长讲话》(1-4卷)[北京:北京玻璃总厂红卫兵联络站编,196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1-4卷)[北京: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等,1966];《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汇集》(1-2集)[北京: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公社,1967];《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1-3卷)[武汉:1966-1967];《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石家庄:河北北京师范学院“斗争生活”编辑部, 1966]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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