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江青

1967.04.12

我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多年来都是给主席作秘书,主要的是研究一点国际问题。在文教方面我算一个流动的哨兵。就是订着若干刊物报纸,这样翻着看,把凡是我认为比较值得注意的东西,包括正面的、反面的材料,送给主席参考。我多年来的工作大体上是这样做的。从去年起,我的工作算是加了一点,就是兼做常委的秘书。我们整个中央文革小组就是中央常委的一个秘书班子。也还是哨兵工作、参谋工作。就是提出意见,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常委参考。所作的工作就是这么一点。我对军队不熟悉,知道的东西很少,今天只能和同志们交谈一下。我的意见如果不对,请同志们批评我。我们小组是比较民主的,有时候还可以吵架。同志们有什么意见,欢迎你们提出来。

主席对我们是严格的,主席对于我首先是严师。当然喽,他不象有些人把着手那样教,但是对我非常严格。许多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主席的为人,我想同志们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一点。我们在一块生活,他这个人是很寡言的,话不多。有时候谈起来,多数都是谈政治、经济、文化,国际、国内,海阔天空。什么社会上的小广播,也谈一点,但很少。如果偶尔涉及某一干部,主席总是说什么人有大功哪!这个人怎么好啦!不怎么说人家坏话的。主席对干部爱护、宽大。我自己也是遵守党的纪律的。我也讨厌听那些社会上的小广播。这样,我有时候很无知。不过,知道那样一些小广播也没有什么好处,浪费精力。在过去,我每天要看一大堆参考资料,再加上电报还要多哩!那有时间去听那些小广播,搞那些名堂。至于学习,我不比同志们好,我自己觉得学习的不够好,特别是不够系统。如果说我有一点什么长处,那就是我学懂了那一点,我就坚持,就去做。在延安,听了主席的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那个讲话。对那个讲话里头我领会了的东西,我就去做。当然这篇讲话,我不是全部领会了。这几年我又重新读了,对我还是那么新鲜。这篇讲话强调指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这个我懂。而且我多年遵照主席的教导,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去做。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与同志们比较起来,我是个小学生,要向同志们学习。因为同志们在历史上,不管是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等等这些战争时期,都为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这是连国内国外敌人都承认的。我向来是非常敬仰老红军的。在延安闹过这样一个笑话。曾经有人给我的帽子上做了一颗红星,后来说是不许戴,我才戴了几天就不许戴,为这个可闹别扭啦!当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一定要我们把这个红星拿掉,那个时候不明白,是闹过别扭的。我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很有感情,我觉得自己现在也还是军队的。我进城以后一直要求保留我的军籍。我只在军队做过一段很短时间的工作,就是在胡宗南进攻陕北的时候,在中央直属大队当政治协理员。进城后我一直要求不要把我的军籍除掉,就是说不要开除我。我心里总是向着军队的。

目前在毛主席和中央的号召下,同志们正在为人民建立新的功勋。主席曾经说过: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在一次中央会议上,主席讲过一个故事。战国时候,赵国的赵太后执政,她非常溺爱她的小儿子长安君。这时候秦国攻击它,攻得很紧,她请齐国出兵解围,齐国说,要把你的小儿子长安君来做人质,才能出兵。她不肯,她舍不得她那小儿子,很多大臣进谏,要她派长安君去。她恼火了,说谁再来劝说,我就要唾他的脸。当时有个左师(官名),叫触蜇。(音;上下结构字,上为“龙”字,下为“言”字。──编者。)他去求见太后,赵太后盛怒等着他。他腿有病,故意走得很慢,慢慢地慢慢地走。然后,他就问寒问暖,先不讲政治,然后说,我快要死了,我有个小儿子,十五岁了,太后能不能给派个吃饭的差使,我死了也就心安了,赵太后就说,丈夫也爱少子吗?他说,甚于妇人。听了这样的话,太后的气消下去了。她说不见得,我看溺爱少子,还是女人比男人厉害。左师就驳她说,我看你爱燕后超过了爱长安君(燕后是燕国国君的妻子,是赵太后的女儿)。她问何以见得?左师说,燕后出嫁的时候,你抱着她哭,因为是远别。燕后出嫁以后,每当祭祀,你都为她祈祷说:你千万不要回来。要她的燕国生儿育女,世代为王,替她打算的是很长久的。可是你对长安君就没有这样。太后说不是。左师然后就问,咱们赵国过去有名的世袭的这些人,他的子女,他的后代,现在还有没有继续世袭的啊?太后回答说,没有了。左师又问,不但赵国,其他各国,子孙封侯的,还有没有呢?太后说,没听说还有。左师说,都没有了,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还不是由于“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 ”所造成的吗?“重器”者,指的是古代象征国家权力的宝器,翻译成现在的话,就是权力。左师说:你给长安君那么高的职位,给他许多肥沃的土地,给他的权力又很大,不及时叫他为国家立功,有朝一日你去世了,长安君能在赵国立足吗?我认为你为长安君打算的太短,你爱他不如爱燕后。左师触蜇讲了上面的话以后,赵太后立刻下了命令,准备百辆车子,送长安君到齐国去。齐国马上就出兵,解围了。主席说,这篇文章,反映了封建制代替奴隶制的初期,地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不断地进行的,所谓“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代表剥削阶级,而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但如果我们不注意严格要求我们的子女,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产阶级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在座的同志,大概权是很多的。伯达同志经常说,他是个小小老百姓,我就更小了。但是这个权就不能轻易用。既然人民给了咱们这么高的职位,俸禄也很厚,权又很大,如果我们不立新功,对得起人民吗?久了人民能要我们吗?这个故事主席讲了很多次。对我们自己的孩子也曾讲了好多次。但他们是不怎么理解的。多年来,我一直是很欣赏这篇东西,曾多次翻阅。我不懂古文,就查字典。

所以,解放军要立新功。

自从主席说解放军要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以来,已经作了大量的工作。解放军的工作成绩特别突出地表现在工农业生产上。比较困难的是支左问题,复杂一些,搞不好就容易支错,对这个问题,只要我们自己的思想明确,真正站到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方面来,就会大无畏,即使错了也不要紧,我们就可以不支持他们,再来搞调查研究,找到真正的左派。把左派壮大起来。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就孤立他们中间的一小撮,分化瓦解他们,教育他们。这一点,同志们已经有了许多经验啦,其中已有许多好的经验。我参加过两个小组。象中南,就碰到一些困难,黄永胜同志他那里有一些好处,他没有杀人,没有开枪,广州市捉人大概也不是太多,他们有一个很好的经验,就是说,对受坏人操纵的组织,轻易不要宣布为反动组织,而是把它的头头,确有证据的坏人,逮捕起来,或者让那个组织的群众自己改换新的领导人,这个做法,我觉得还是好的。

同志们,对前一段文化大革命不要有什么自卑感。从前说是不介入,其实这个不介入,就许多单位说,主席早就说过:“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问题不是介入不介入的问题,而是站在那一边的问题,是支持革命派还是支持保守派甚至右派的问题。”事实上,有的是从左的方面介入,有的是从右的方面介入。例如,拿从左的方面介入来说,去年二月,林彪同志委托我召开部队文艺座谈会,这个文艺座谈会的纪要,是请了你们“尊神” ,无产阶级专政的“尊神”来攻他们,攻那些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那些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才吓得他们屁滚尿流,缴了械。为什么这么有威力呢?就是因为有军队支持,他们怕人民解放军。这是从左的方面介入。几个月以来,全军有很多好经验。据哈尔滨的同志说,那里的军队,在去年夏天,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也有的从右的方面介入的,做错了一些事。我想大多数做了错事的同志也是会回头的。我才不相信,天下就那么都一片黑了,有的人就是吹这个黑风。也许我这人自信心太强,我总觉得不会那样子的。你看,就是农业生产,夏收可能也会不错的,秋收,我看也可能不错。因为革命调动了广大人民的革命热情,军队这样子大力地去带头,起模范作用,我看这是解放以来,十几年没有过的。进城以后,我们军队住在兵营里,确实和劳动人民有些隔开了。这次不行了,要从兵营里出来,要从机关里出来,恢复咱们过去的老传统,跟群众结合在一块。这样,有的地方就说,老八路又来啦。可见,我们当年还是和群众在一块多一点,进城以后就隔离开了。在这次文化大革命期间,军队做了许多好事情,从最初开始,以林彪同志为代表,就从左的方面介入了。

此外,我还向同志们呼吁一下,要看到文教战线的重要性。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认识不足,那些有问题的,能力不怎么强的干部,都被放到了文教战线上去,还不是说我们包下来的几百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样,他们的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东西就大量地泛滥。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是不大清楚,也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厉害。虽然在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和他们交过几次锋,但是,都是个别的战役,没有象这一次这样认识深刻。意识形态文教战线这个东西可厉害哪!因为任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他要夺取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准备的。这一点,过去我就重视不够,希望军队的负责同志,这一次能真正认真地抓一抓。

这十七年来,文艺方面,也有好的、或者比较好的反映工农兵的作品,但是,大量的是名、洋、古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至于教育,那几乎全是他们的那一套,又增加了苏修的一套。所以我们在文学艺术界,培养出一些小“老艺人” ;在教育方面,培养出一些完全脱离工农兵,脱离无产阶级政治和脱离生产的知识分子,比过去还多了。要是没有这次文化大革命,那谁改得了?攻也攻不动啊!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过程很长。进城的初期,总理给我安排过几次工作,接触了一些事情。后来,就辞职了。我自己思想上,只是就某一点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的。那时候觉得挺奇怪,那些香港的电影,就是往我们这里塞,我用很大的力量,想推出去。他们却说什么,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得照顾。当时我们确实是孤立的。

在这个思想领域里,就是不能和平共处;一和平共处,他就腐蚀你。大概总理还记得,那时候他们说,制片方针是对着华侨,你们只要不拍反共的电影,那么我们就给你们钱。他就是要钱嘛!那个时候,只认识到他要投资,没有认识到他要来毒化我们。后来推出去了,确确实实地推出去了。中间,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呀!就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形象,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它反转过来,是要保护或者破坏经济基础的。如果象那个样子,它就会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大概在一九六二年,香港电影,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国家的电影,修正主义国家的电影,出现了一大堆,那些剧团可是多啊!如京剧,我是一个习惯的欣赏者,但我知道它是衰落了,谁晓得它利用我们这个文化部,弄得全国到处都是,这连福建那个地方,也有十九个京剧团。结果,到处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那个家乡山东,我童年的时候,河北梆子叫大戏。近几年我调查的时候,京剧却成了主要的大戏了。山东有四十五个京剧团,这还不讲黑剧团、业余剧团。上海的越剧也跑向全国了。就出现这样的怪事。但是,我们的工农兵,建立了这样的丰功伟绩,他们不表现。他们也不表现我们的长征、二万五千里的老红军,也不表现抗日战争。那多少英雄啊,他们都不搞。电影也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逐渐地对这个问题有了认识。一九六二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 ,真正解决战斗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章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主席就驳我说,我就要看,而且还说要保护几个历史学家。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彭真提出的,他说我把整个历史学界都看成一片黑暗,毫无是处。这真是委曲了我了。我说我能保留我的意见吗?主席说:你保留意见可以。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保留意见,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同志们如果知道这些,会气愤的吧。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十九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噢,后来总理对我说,才知道,一个吴晗挖出来以后就是一堆啊!可见其难啊!人家抓住这个文教系统不放,就是专我们的政。将军们不要以为这是文教系统,我们不管他们就管。我们真管,他们还会千方百计地想管。所以我们要抓,真正的抓。如果你们都抓,那就不会出现这个局面了。当然,物极必反,所以就出现了这次文化大革命,那帮人才阳奉阴违哪 !两面三刀地尽整人啊。一个戏,主席要改成以武装斗争为主,他就是不肯。为了这个,就要斗很久啊。试问,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武装斗争,能成功吗?我们现在能够坐到这儿来开会吗?我觉得那是不能设想的。在这一方面,同志们的感受大概比我还要深刻。所以,这个文教战线,今后得要很好地抓,抓在我们自己手上。要大胆地选用革命小将。你看,要是没有他们,怎能搞出那个叛徒集团来啊?有六十几个人。他们都占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小将们的这个功勋可大啦!

主席还健在,有些人就可以不听主席的话。在上海的时候,华东局、上海市委里头,可微妙哪 。主席的话不听,我的话更不听,但是一个什么人的话,简直捧得象圣经一样的。当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怪的事情,现在想来,这也不奇怪。有一位旧市委领导人过去是个红小鬼,居然会变化到这样,这我完全没有想象到。上一次开会时,我是全心全意希望他抓工作的,这一点,叶群同志可以证明,伯达同志也知道,春桥和文元同志也知道。可是他死不回头。另一个是个叛徒,变节自首分子,被搞出来了。本来写评《海瑞罢官》、评“三家村”这样的文章,是姚文元同志(还有他组织的写作班子)写的嘛,有些人却贪天之功,说是他们搞的。

我想,我略微讲这么一点我的认识过程,使大家可以对文教这方面,看出一点苗头。我要着重地向同志们呼吁,除了抓党、政、军和经济之外,这个“文也得要认真抓。当然要做调查研究,还要有一番刻苦的学习。因为各行各业,都有各自规律、特点。但是,这也不是难事,只要无产阶级的政治挂帅了,那末堡垒总是可以攻克的。几个堡垒已经都攻克了嘛。一个京剧,一个全世界都认为了不起的芭蕾舞,还有个交响乐,全都初步地攻克了嘛,没有什么难事。这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是垂死的阶级,它表现现代生活,赤裸裸地用腐朽的堕落的东西来麻痹人民,腐蚀人民。倒是修正主义搞一点伪装,很使人讨厌。但是这几年,它也是赤裸裸的了,不再搞什么遮羞布,而是赤膊上阵了。我想,谈我的这个认识过程和实践过程,对同志们今后大力抓文教系统,能不能有一点帮助?

大、中学校都要改革教学制度、教学内容,都要搞斗、批、改,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目前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文学艺术也得要改造。我在一九六四年,曾经对文艺界的一些人说过,你们吃了农民的饭,穿着工人织的布,住着工人盖的房子,人民解放军警卫着国防前线,你们不表现工农兵,你们艺术家的良心何在啊!电影《南征北战》,我抓过。粟裕同志,那个时候,我记得跟你交涉过,关于服装应该怎么样。陈老总,你还记得吗?那个戏虽然有缺点,但是基本上还是个好戏。那个戏,是我具体抓的,是你组织创作的,还改过。忘啦?(陈毅同志:记得。)噢,还记得。

最后,我想简单讲一点教育子女的问题。对子女,不要看作是自己的私有财产。要把他们看作是人民的财富,人民的后代。如果对自己的子女就宝贝得上天,对人家的子女,劳动人民的子女,就不在眼下,这是不对的。但这只是一部分如此,而不是大部。大多数同志是能够正确地对待自己的子女的。如陈士榘同志,就能大义灭亲。当然也不是将孩子又怎么样,而是管起他来,让他学习学习,好好想一想,受受教育。陈士榘同志,你那孩子管起来没有?(陈士榘同志:管起来了。)在这个问题上,有个别同志,少数同志,太过分了。这也就是那个“长安君”的问题。这个“重器”是什么?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而挟重器多也”。他们的“重器”是什么?自行车、照像机、收音机,有的还坐小汽车,最重要的还是他父母的级别。有的人认为,这是爱儿女,实际上是害了他们。要把我们自己的子女,教育成一个真正的革命接班人,是不太容易的。因为,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教育,另一方面有社会的影响。我们家的子女也不是那么高明的,他们虽然都到大厨房吃饭,可是他们还是觉得自己了不起,总还是有社会影响的。我们要很严格地教育他们,如果抓得紧,将来他们可能会好一些。社会影响这一面,就拿我们的一个孩子来说,她在小学的时候,她说,我们有个教员讲,有一本什么《顿顿的静河》。误人子弟呵,是《静静的顿河》 。我说,你是不是要看这部书啊,她说“是呀,妈妈” 。我说这部书,你只能当作苏联的历史材料来看,当作苏联的战争史来看。这部书可不好啦,它把一个大叛徒、大反革命分子当做主角,这是不好的。她驳我说:“妈妈,你能这样说吗?大家都说好。”她就这样责问我,因为当时对这本书还不能够批判。我说,你不要出去说,妈妈是研究过的,是妈妈个人的意见。后来不知道她如何想法,反正为子女还是得从政治上、思想上服一点务。例如《红与黑》,法国的修正主义分子把这部小说抽掉了政治、经济内容,拍成了一部黄色电影。我们就得要研究,把所有的材料拿来研究,对身边青年、身边的工作人员讲一讲。我自己的工作,每天虽然比起同志们来做得不多,不重要,可是每天的工作量还是大的,身体也不太好,没有更多的时间来教育子女。但是,只要是我发现了的,我都进行了研究,并给他们做了一些思想工作。同时,父母对他们要平等。不是“我是老子” ,实行封建家长制。这一点,我觉得要向主席学习。我们家里可民主啦,孩子可以驳爸爸的。有时还故意地要他们驳。他们驳了以后,当然要给他们讲道理。但是很多时间,他们不是驳斥,对父母是尊敬的。他们驳,有好处嘛。让他们造点反,有什么坏处呀,弄得老是“是,妈妈!” “是,爸爸!”有什么好处啊,我看那不好。我觉得,对自己的子女要求严格一点,就是对他们的爱护。

我这两点意见,也曾经讲过,只是供同志参考,说得不对,请同志们批评。就这样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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