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生关于“九大”党章的讲话

康生

1969.04.18

同志们,我首先说明一下,刚才纪登奎同志讲话要修改一下,我不是作什么报告,因为我没有作准备,也没有系统的想,只是想到几个问题和同志们交换一下意见,不是什么正式报告,同志们可以参考一下。你说是报告,同志们回去就要传达罗!你不传达,封锁中央同志报告,那对你们不得了嘛!所以,这一点改正一下。

另外,和同志们谈的时候,我首先要作自我批评。在座的大概是三部分同志:一部分是参加整党建党会议的各地方、各部队的同志,一部分大概是中央专案组一、二、三办的同志,另外还有个别搞文件的同志。这三部分同志或多或少同我都有点关系。

整党会议实际上我根本没有管,但名义上中央决定我、春桥同志、谢富治同志管,实际上是纪登奎同志、李德生同志、郭玉峰同志、曹轶欧同志和杨德中同志他们五位同志管。但不管怎样,分配我这个任务,没有好好地抓。

三个专案组的很多同志,在我管专案中间,同我都有些关系。写文件的同志,在业务上管一下,但是政治上也没有怎么管。昨天周恩来同志所讲的国际国内的那种形势,他们闭塞得很。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工作没有做好,努力不够,客观条件不讲了,所以有点对不住参加整党会议的同志。有些问题,想和同志们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我觉得这次会议开得还好,之所以好,首先就是纪登奎同志、郭玉峰同志,以及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在未开会前做过长期的准备工作,调查工作、研究工作,所以心里有底了,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导的八三四一部队,在六厂二校做过典型的实践工作,这方面,对我们的会议有很大的帮助。纪登奎同志与其他同志亲自到六厂二校去调查过,接触过。此外,也有同志们的努力,各地方交换的经验,实际上工作做得好的不只是北京六厂二校,每个地方总是有上、中、下就是了,每个地方总有好的经验,也有不足的地方,比如,你们介绍过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经验,虽然张春桥同志觉得还不够,但是还是比较完整的,虽然十七厂的情况跟其他厂还有点不同,这个厂是党员起来领导造反的,和其他厂有点不同,但是总的方面还是值得大家参考的。

所以,这方面应当说,学习了毛主席著作,学习了林副主席的“九大”报告,学习了六厂二校的经验,交换了各地方的经验,讨论了文件,思想上理论上有所提高。有些政策问题大家也交换了意见,政策问题各地方是不平衡的,就是一个单位,这部分同那部分也是平衡的。

所以,任何经验,必须结合具体的单位、具体地区、具体的环境来运用,不能套。有些问题咱们在会议上觉得可以了,但是在实践中间感觉到还存在着问题。对一个问题,总是象毛主席所讲的,实践、理论、再实践,不断地提高,不断地修正,不断地发展。

应当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毛泽东思想的普遍真理,必须同具体的环境。具体的革命相结合。这就是林副主席所讲的要活学活用。我们在会议上讨论一些问题,读了毛主席著作,但是到底怎样运用,当前的会要开完了,那就是在实践中间去检验我们的讨论。我们的决定到底适合不适合,认识同实践有个过程,不是认识了以后,实践当中就没有问题了,还有一个过程。

你们的简报我没有全看,几次想来听取你们的讨论,因为事情很多,把工作有所耽误,不说客观了,主要是主观努力不够。

你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各地方的负责同志要抓这件事,但是负责同志抓得不够,这个批评完全对,这个批评也包括我在内。

刚才我在汽车上又回想了一下,在全国解放以后,叛徒刘少奇、安子文领导的组织部,我是没有去过的,人家不大高兴我去,我也不太高兴去。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取得了全国政权的条件下,党的建设到底应该怎么做,这个问题在世界上所谓已经解决了,实际上在斯大林时代是没有解决的,那个时候赫鲁晓夫还没有上台,没有解决。所谓解决,也就是期大林时代的联共(布)党史实行的那五条原则。那五条原则当然是对的,但是,那五条基本上还是同他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条差不多,一般地来讲没有针对取得了全国政权这个党应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做组织工作的人,总是常常不做思想工作,常常把思想工作同组织工作割裂开。这一点我自己是有经验的,一九二八年我作过江苏省委组织部长,一九二九年,我又在中央组织部做工作,我本身就是这样,做组织工作忙于组织事务,不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工作,这件事不只是我,当时很多同志都是这样的。当然,不包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大家昨天晚上已经知道了,毛主席做过党的组织工作。

由于长期形成的这一种习惯,直到延安整风的时候,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提出两个问题,使我深刻地想了很久很久。

一个问题,有的人组织上入了党。过去我就没有想过思想上入党的问题,总是觉得组织上入了党,大概思想上也就入了党。否则他为什么加入共产党呢?这正如林副主席所讲的四个第一,思想工作同政治工作有关系,但是做政治工作的人有时不把思想工作放在第一。你们读“毛选”就可以看到,毛主席在整风报告中提出了这么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主席在整风报告中讲,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这件事对我也有相当大的启发,平常想,谁没有一点主观主义呢?怎么还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从前了解党性不纯,就是不服从纪律,不好好工作,说怪话,消极怠工,贪化腐化等等。这是大家懂得的,但是说主观主义是党性不纯的首要表现,我就没有想过。

所以,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把建党的工作,党的组织工作,提高到思想工作方面去了,提高到政治方面去了,一直提高到哲学、世界观方面去了。

主席的整风报告发表几十年了,但是做党的组织工作的人,不能注意或者不十分注意思想工作,直到现在还是存在的。没有完全实行的。当然,在毛主席领导下,通过过去的整风,毛泽东思想直接为广大群众所学习、所掌握、所运用,那比以前还是大大地提高了,但是,并不是说已经完全解决了。

所以,同志们说领导同志(不是所有的同志),尤其是各省市核心小组的同志,抓这个工作抓得不够,断断续续,时冷时热,这件事同认识上或多或少有点关系。

拿现在全国的整党工作来看,根据同志们的报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事实,这是同志们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一个重大胜利,整个的整党工作取得了重大的胜利,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现在全国整党工作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存在的问题不少,我觉得首先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从思想上了解整党工作抓得还不够。

譬如说,从你们的文件中间来看,全党真正的学习党章,报纸上解释党章,党的刊物上介绍党章的文章,还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从材料中间看,广东抓得比较紧,党章通过一周年的时候,《解放军报》写了一篇文章,现在《人民日报》转载了,也加以注意了。但是,从文章的本身来看,解释党章本身很少,主要是体会。

全国大家积极地拥护主席的整党“五十字”方针,在会议上大家都充分地讲了。但是“五十字”方针到底怎样了解,并不是完全一致的,也并不是很深入的。我看你们简报上讲“五十字”方针的讨论也是各式各样的意见,这很好嘛!大家交换意见嘛!但是,由此可见,思想方面,解释工作方面,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同样,我说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好。但是,我们检查一下,我们这个会议中间,还有没有不足的地方?这种不足的地方,首先是要我负责,不是同志们负责,我根本没有管。

我觉得这次会议好的地方,是政策性问题讨论得多,但思想性问题讨论不够。是不是这么估计,这个看法妥不妥当?因为我只是看看简报,而且还没有全看。

总而言之,提出一个问题,各地方整党头一条总是说要思想整党,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但是思想工作到底怎样做,并不是那样很具体。

譬如说,主席的“五十字”方针,各地方也好,在我们的会议上也好,大家很注意这个问题,很拥护这个问题,很强调这个问题,这是完全对的,因为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大家知道,一九六七年十月,青海的同志提出来,他们那里是不是可以整顿党的组织?恢复党的组织生活。主席在这个电报请示上,作了批示,针对文化大革命中间所发生的问题,对整党建党作了高度的概括。全国、全党的同志注意它,学习它,研究它,不是偶然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还得注意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就是把“五十字”孤立起来,把历史方面割断。有时候甚至强调,好象毛主席的建党路线,只是从“五十字”才开始的,我们中国共产党的建党路线只是“五十字”才开始的,就是从一九六七年十月才开始的。所以,这一点同志们知道陈伯达同志所讲的,事先我们交换了意见,不能把整个党的历史、不能把整个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五十字”截然割裂。同志们学习、了解“五十字”的整党方针,必须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整个的毛主席的建党路线联系起来。我们“九大”通过的党章总纲第四段,记载了这样的文字:“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我现在提出这个问题,就是这样,无论在民主革命中间、无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间、无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间、无论在国际斗争中间,都贯串着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的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的发展是一样的。是在同阶级敌人和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中间发展壮大、发扬起来的。同志们回顾一下,在民主革命中间,毛主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同形形色色的“左”的右的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开始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以后同瞿秋白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同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作斗争,然后同王明、博古、张闻天“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作斗争,然后又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作斗争。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在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村走集体道路还是走个体道路的问题是进行了斗争,将来五卷出版的时候,更可以看得清楚了。以后又同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作斗争。在农业问题上,同邓子恢作斗争。一九五九年同彭德怀作斗争。文化大革命以后,同以刘少奇为首的叛徒集团作斗争。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有党内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每一个阶段,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也是整党建党的过程,也是毛泽东思想发扬光大的过程,也是我们党在毛主席领导下,更加前进、更加巩固、更加团结、更加提高的过程。我们所以能够战胜阶级敌人,取得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在国际上取得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伟大胜利,都是由于有毛泽东思想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和我们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思想包括组织上的建党的思想在内。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毛泽东的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包括哲学的、经济的、政治的、阶级斗争的思想割裂开,似乎除了毛泽东思想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的建党路线。因为党领导一切,毛主席语录三十三部分起码大多数是关于建党的问题。那里只有“五十字”的方针呢?如果把“五十字”同整个党的、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割裂开,那就不会了解到“五十字”的建党方针。所以,如果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割裂开,就不会真正的了解毛主席的建党思想。

你们不是常拿语录吗?你们打开语录看一看,第一部分是讲共产党,第二部分是讲阶级和阶级斗争“第十部分是讲党委领导,第十一部分是讲群众路线,第十二部分是讲政治工作,第十六部分是讲教育和训练,第十七部分是讲为人民服务,第十九部分是讲革命英雄主义,第二十三部分是讲调查研究,第二十四部分是讲纠正错误思想,第二十五部分是讲团结,第二十七部分是讲批评和自我批评,第二十八部分是讲共产党员,第二十九部分是讲干部,第三十三部分是讲学习。这些部分直接讲到党的问题,其他部分也涉及到党的问题。

所以,不要把“五十字”同整个党的历史、毛主席的整党建党路线割裂开,不要把毛主席的整党建党思想,同整个的毛泽东思想割裂开。指导整党建党工作的同志,必须全部去学习、掌握毛泽东思想,这是一方面。我们过去在这方面没有和同志们交换意见,这不怪同志们。

另一方面,大家很重视“五十字”整党方针,但是到底“五十字”包含那些问题,怎样认识?有各式各样的意见。这个问题,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我在六厂二校整党建党座谈会上讲过一下,我说,不能把“五十字”作为笼统的口号,应当有个具体分析。我也跟同志们讲过,一九六七年十月,中共青海核心小组,问中央“关于成立革命委员会的单位,是不是可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的请示”,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批了这么五十个字:“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路线讲的;“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这是针对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党员脱离群众的现象讲的;“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讲的,针对刘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讲的;“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这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驯服工具论”讲的,这都是有当时的针对性。那就是说,在文化大革命中间,发生一些问题,主席又把他的建党路线,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作了一个高度的概括。概括成:“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对于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但是,这个高度的概括,我刚讲了,离不开当时的形势。我们学习“五十字”方针,一方面,不应当割断历史;另一方面要善于分析,到底包括那些内容。

首先,我们研究“五十字”方针,应当看它基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党章所讲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这是说明党的性质问题。这样一个先锋队的党,它必须具备什么条件呢?首先,它是先进的部队。这一点在“五十字”中间没有明确提出来,有的同志说,到底那个为重点?大概他还没有完全看懂。基本的问题,本身就是一句话,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组织。所谓先锋队,就是先进的部队。所谓先进的部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部队。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什么阶级斗争呢?没有这样的东西,有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很清楚,我们整党首先要从思想上整党,就是这个意思。“五十字”虽然没有讲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去武装,但是,毛主席用先锋队组织表达了这个问题。从字面上看没有写,但是如果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毛泽东思想,没有先进的问题。所以,我说这一点也反映了我们在党的工作方面,不重视思想性的问题,不着重思想第一。大家很清楚,没有毛泽东思想,很多东西都没有嘛!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长期的进行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没有毛泽东思想,就不可能战胜一切修正主义,以及“左”的右的机会主义,也不可能战胜刘少奇叛徒集团。

一个共产党员,首先的一个问题是思想入党。我们的党是先进的,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一个无产阶级的党。

我们这个党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组成,这是讲的什么呢?这是讲的我们党的阶级基础,讲的我们党的组织,不同于一般的群众组织。它是无产阶级的,但不是所有的无产阶级都可以入党;它是革命的,但不是所有的革命者都可以入党。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的、而且是先进的分子才能入党。也就是说,赞成马克思列宁主义,拥护毛泽东思想,学习贯彻毛泽东思想,这样的一些人才能入党。这种先进分子,必须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就是你们讲的“三忠于、四无限”,这种先进分子必须为人民服务,进行阶级斗争,敢于英勇地牺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敢于进行自我批评,特别是敢于同敌人作斗争。这是我们的阶级基础。

在整党中间,有些地方不是犯有错误吗?在前一个时期,存在着把党的水平降低到革命群众的水平。在座的同志你们都知道,曾经有一个时候发生所谓谁领导整党的问题,是以共产党的党员中间忠于毛主席路线的革命干部、部队的干部、支左的干部为核心领导整党,还是以红卫兵、那些各式各样的所谓造反派来领导整党?在一个时候产生了这样的问题。当时蒯大富他们要插手给共产党准备“九大”(笑声),你们不要笑,人家组织了队伍上街游行示威,要准备“九大”,扫除“九大”障碍。这件事,八三四一部队的同志,工宣队的同志,你们弄不弄得清楚?他们是怎么设想的?他们清除“九大”障碍,是要清除谁呢?大概是要清除我们。他们想夺取召开“九大”的大权,所以,我听说有这样的示威,我对谢富治同志说:“要坚决制止住。”有一个时候,他们自己准备谁当中央委员,由非共产党给共产党准备“九大”,总是不那么合适就是了。基础不大巩固,一反就反掉了,昙花一现嘛!由造反派整党,在有的地方或多或少的发生了,有的地方就发生的严重了,其中严重的就是四川,四川介绍了这种经验,我就不详细讲了。把这种思想搞在整党建党上去,群众不晓得,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有些领导同志,老共产党员,也一时糊涂,把党的水平降低到群众的水平。

同志们要问,我们整党不是要实行群众路线吗?又说实行群众路线,又说不要把党的水平降低到群众的水平,这如何理解呢?群众路线实际上就是阶级路线,党的路线,也就是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群众路线同党的领导分不开的。右倾机会主义作群众的尾巴;极“左”思潮的人可以走到否认党的领导。所有这些思想在整党中间都应该看清。大家记得,文化大革命中间不是产生了一个“二月逆流”吗?“二月逆流”是谭震林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发谬论,说文化大革命只讲群众路线,不要党的领导,他说这叫作形而上学。可笑得很,他大概也不晓得形而上学是什么东西。总而言之,他把群众路线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实际上“二月逆流”的干将们否定了党的领导。我们当时反驳谭震林:你把毛主席摆在那里去了?毛主席是我们党的领袖,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领导的,怎么没有党的领导!我们揭露他说这样的话,实际上是间接否定党的领导,否定毛主席的领导。

党的组织应当领导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党和群众的关系,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也是个辩证关系,要领导群众,就要依靠群众。所以,我们的整党是开门的整党,放弃党的领导是错误的,不依靠群众也是错误的,这两方面是辩证的。所以要进一步了解,怎样叫做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革命群众。不是群众领导党,而是党领导群众。党要依靠群众,不能脱离群众,要走群众路线。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广大群众才能进行阶级斗争,才能同阶级敌人进行战斗。没有先进的队伍,先进的思想、先进的基础和广大群众的拥护,怎么进行阶级斗争呢?即使进行了,也是要失败的,这一条是针对叛徒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和《黑修养》讲的。《黑修养》只是讲修养,不进行阶级斗争。党必须在阶级斗争中才能领导革命到胜利,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还有一个“朝气蓬勃”,就是要实行民主集中制,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而不是作“驯服工具”。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毛泽东思想,有了先进分子加入党,有了广大革命群众,一方面领导他们,一方面又要向他们学习,依靠他们,去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党就成为一个先锋队组织,这样的党,在苏联来说就是列宁的党,在中国来说就是毛泽东的党。

所以,对“五十字”一方面不要割断联系看,另一方面不要笼统的提几个口号,要有具体的分析、具体的了解,在了解过程中,就可以看到毛主席的指示是一个整体,伯达同志昨天晚上,不是念了毛主席一九三七年给陕北公学的题词吗。毛主席在题词中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里也是讲的先锋队。关于先锋队的内容,主席也不只是在一九六七年才提出来的。主席接着说:“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向你们学习“五十字”方针,可以和它联系起来。

你们学习“五十字”方针,也可以和接班人五条联系起来。

接班人头一条,就是要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搞修正主义。这就是“五十字”方针所说的先进分子。第二条,要为绝大多数的人服务,不是象赫鲁晓夫那样为少数的资产阶级服务。这就是“五十字”方针里面所说的阶级斗争。第三条,要团结绝大多数人,甚至要团结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一道工作。这就是讲,怎样领导群众、团结群众嘛。第四条、第五条,是民主集中制问题,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问题。这就是生动活泼嘛。

所有这些问题,就是说,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思想、指示、方针、路线,不能不求甚解。毛主席说:“列宁说,对于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所以我说,大家重视“五十字”方针是对的。第一,学习毛主席的思想,不要割断历史;第二,不要不求甚解,当作口号,要作具体分析。另外,要下一点功夫,我们的思想才能统一起来。这是我要和同志们讲的第一个问题。

我要和同志们讲的第二个问题,我刚才讲了,由于我们工作做得不够,所以各地方也好,我们这次会议也好,对于党章的学习重视不够,譬如我刚才说了,现在报纸上,解释党章的文章,都是一些体会、感想等等,对于党章本身的解释我们没有做。《红旗》杂志也没有做,你们也没有做,在会议上也没有专门讨论。党章总纲中很多问题需要解释,譬如说,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什么说这是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什么说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大家学习具体政策是对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不要因为注意具体政策而放松了对于整个党章的学习。

最近苏联修正主义,在《共产党人》四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有气无力地批判、诬蔑我们的党章,这说明我们的党章打中了他们的要害,使他们胆战心惊。

所以,在党章的问题上,我们同党内隐藏的敌人,在进行着一番激烈的斗争,还是拥护党章,还是反对党章,还是对党章表示漠不关心,这都是问题。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提出要修改党章,首先指示我们,要动员基层党组织参加修改党章。修改党章过去都是领导机关搞。这一次毛主席说,要动员基层的党员参加修改党章。并作了一个示范,把这个任务首先交给上海的同志。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八日,中央、中央文革根据上海同志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来修改党章的经验,向全党、全军、全国发出了关于修改党章工作的通知,发动各个方面,特别是基层党组织参加这个工作。这个通知发下去以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的修改党章的运动就展开了。全国上下各个地方,凡是有条件的地区、部门、单位都广泛地发动了党内外的革命群众,进行了热烈地、认真地讨论和修改,而且提出了许许多多的修改草案。中央机关凡是有条件的都起草了一份,据我知道,组织部起草了一份,中央办公厅起草了一份,党校起草了一份。各省市综合了一下送到中央来的共有一百二十六份。从一九六七年毛主席发出指示到一九六八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整整经过一年的时间,从下而上来修改党章,这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也证明,经过文化大革命,各地的党员和革命群众,敢于打破迷信,敢于修改党章,敢于负责,有的还搞得不错。应当说,现在的党章,一方面是根据了毛主席的指示原则;另一方面也集中了广大干部和革命群众的集体智慧。总而言之,整个的过程,是经过了从上而下,从下而上的几次反复讨论。一九六八年集中到十二中全会,各个小组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提出了各式的修改意见。中央文革根据十二中全会意见,又重新修改了,然后再发下去讨论。十二中全会到“九大”以前,又在下面充分进行了讨论,集中了各方面的意见到中央来,然后中央吸收一些好的意见,经过修改作为草案提到“九大”,“九大”各小组又充分地进行了讨论,四月十四日才最后通过。

这样,通过修改党章,就实现了广泛的、有领导的、党内的民主。这种民主生活,可以说在党内以及在外国党中间是没有过的。这实际上是最大的民主。

另一方面,通过修改党章,把群众、党员的积极性和对党的责任心都调动起来了,大家开动脑筋,反对刘少奇“八大”搞的那个党章,同意了新的党章,把原来的六十几条,变成十二条。这是毛主席的指示,说要通俗易懂。这个党章有毛主席的指示,有广大群众的智慧。在我们修改中间也参照了马克思起草的第一个《共产党法规》,也参照了列宁一九○三年起草的那一个党章。我们去掉了形式的、烦琐的东西,把精华吸收到我们的党章里面来了。那么,我们怎么看这个东西呢?我也没有和同志们正式交换意见,但是,我觉得“九大”通过的党章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新党章重新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七大”的党章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革命的指针。”

这一点,我要说明一下,在一个时候,有一种错误说法,说“七大”的党章是叛徒刘少奇搞的。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当时,有一个修改党章的委员会,名义上是刘少奇作头子。但是要把毛主席的思想写在党章上,这是延安整风运动的一个结果。就是说,是反对王明的修正主义、反对一切机会主义、反对彭德怀投降主义、反对王明“左”右倾主义的一个结果。所以,在这个中间反映到党章修改委员会里面,写上了毛主席的思想。刘少奇招摇撞骗,说是他起草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不然同志们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刘少奇和邓小平在“八大”的时候把它取消了。在当时延安整风那样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运动的情况下,对全党的要求,叛徒刘少奇不能不在表面上表示同意。但是一到进城以后,经过社会主义革命,他同这些叛徒们,对毛泽东思想就更加抵触了。毛泽东思想是要逐渐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他们就用许多借口把毛泽东思想取消了。也很奇怪,我在“七大”参加了起草党章,但是在“八大”时候就没有让我参加了,让我干什么呢?就让我做两件事,一件给林伯渠写发言提纲,我没有写,交给《红旗》杂志的一个同志了,还有一件给朱德写一个发言提纲,我交给秘书写去了。

“九大”的新党章首先一条,明确规定了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也表现了两条路线斗争的过程,“七大”写上了,“八大”取消了,“九大”再写上。不仅写上,而且通过总纲把毛泽东思想作了一个概括。

同志们可以仔细地研究一下,总纲的第一段就是一句话:“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党的性质是无产阶级的。这个党干什么呢?第二段说:“中国共产党的基本纲领,是彻底推翻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用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用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第三段:“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比“七大”的时候,对于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大大地提高了。

第五段:“半个世纪以来,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斗争中,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伟大斗争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六段:“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大家可以看,它的顺序是:党的性质、党的目的、党的组成部分、党的理论基础、党的领袖,最后讲我们这个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

我觉得,“九大”的党章对毛主席的理论、思想的概括是比较好的。第八段是讲:“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是毛主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问题,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队伍中的认识是不一致的。拿我本人来讲,过去并不是那么清楚。社会主义社会,在马克思、列宁的书上讲,叫做一个过渡阶段。大家知道,所谓过渡阶段,在一种意义上讲,它是从一个社会发展到另一个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任何两个阶级之间,都可以说是一个过渡阶段。比如说,从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到氏族社会,从氏族社会到封建社会,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都可以说是过渡阶段。但是,过去的人们不了解,可谓过渡阶段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个比较短的时期一个过渡。不晓得同志们是怎样想的?老同志们,你们想一想,过去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总是比较短吧!列宁讲过,说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你们去翻一翻《国家与革命》,总是觉得阶段比较短,很快可以到共产主义。苏联修正主义,现在还是这个看法,一个时候说,他们已经进到共产主义,那是骗人的。修正主义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马克思主义者本身,总觉得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过渡阶段,它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范畴。但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他的理论和实践,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就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不是一个过渡阶段。所谓历史阶段,是历史范畴的阶段,就象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作为人类历史发展中间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这个历史阶段,一个叫相当长,一个叫历史阶段。这里面起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纠正了一种混乱思想。共产党总是希望共产主义很快到来,但是毛主席经常讲,这是很长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不是几十年,而是一百年到几百年。所以,这句话值得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下面接着说:“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没有完全解决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实权的党,现在不是那么迫切,社会主义社会,不但存在着阶级,而且整个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这个问题,涉及到一系列的理论问题,你找一找过去的那些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我们过去的土改大纲是怎样划分阶级的,从经济上、从剥削地位上划分嘛!主要从经济范畴上划分阶级这是对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毛主席看阶级问题,他是结合起来看的,不仅从经济范畴来看,而且从政治范畴、思想范畴来看。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有本质的不同。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的存在,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经济剥削关系上。社会主义社会中间的阶级,虽然也存在着经济方面的矛盾,但是表现在思想范畴、政治范畴方面,那就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存在着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进行颠覆和侵略的威胁。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才能懂得苏联为什么由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变成社会法西斯、变成社会帝国主义;从这样的观念出发,才能懂得为什么在中国共产党内产生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然,那个时候,说现代修正主义的威胁,还不那么明显,昨天晚上你们听了总理的讲话就可以知道了,的确存在着这么个危险。换句话说,存在着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这些矛盾,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你们开了一个月的会,这句话不一定完全都弄清楚,你们提出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是不是一个意思?这个问题,在“九大”讨论过,实际上所谓不断革命就是继续革命,就是翻译名词不同。

什么叫做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呢?这个问题就大了,马克思讲过不断革命论,列宁讲过不断革命论,毛主席讲过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中国的瞿秋白、陈独秀也讲过不断革命论,党章上所讲的:“只能靠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这里面包含几个含义,我简单说一下,所谓不断革命论,就是我们讲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大家看到林副主席的政治报告和党章上的名词运用不同,就发生疑问,不断革命和继续革命是一个名词,两种翻译方法,大家不必在这上面多费时间了。这两个词为什么不统一呢?因为在马列主义史上,经常用的是不断革命这个名词,所以主席同意这个名词。

关于不断革命论的问题,我简单说一下。一八五○年马克思、恩格斯在第一国际中央委员会发布的《告共产主义同盟书》以及马克思在《论法兰西阶级斗争》这篇文章上,第一次提出了不断革命的问题,所谓不断革命,它的历史就是这么来的。列宁在一九○五年《党对农民运动的态度》这篇文章中提出了这个问题。马克思、列宁提出的不断革命同毛主席讲的问题有所不同,但是有个共同特点,都是讲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能停止在民主革命阶段,应该不断地继续搞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讲这个问题。他们不是讲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的问题。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遇到这个问题。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也要继续革命,这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展的。历史我就不多讲了,我就讲一下在党章上怎样去学习、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发展。这里包括两个含义:一个含义就是,不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实际上是一个意思,准确地说,应当是这些矛盾只能靠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来解决。毛主席很谦虚,勾掉了“毛泽东同志发展了的”这几个字。要了解为什么说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论,毛主席不是讲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这个阶段,而是讲从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这个阶段。所以,这方面是个很重大的发展,这是一条。还有一条,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是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这个问题,文字上没有表达出来,主要使同志们知道,毛主席的继续革命包括两个含义:第一,是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这个阶段与马克思、列宁所讲的阶段不同;第二,毛主席讲的不断革命论,包括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

这方面,同志们可以看一看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是毛主席亲自起草的,文件中说,我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我们认为,在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没有隔着也不允许隔着万里长城,我们又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发展的阶段论者,我们认为不同的发展阶段反映事物的质的变化,不应当把这些不同质的阶段互相混淆起来。意思就是不能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混淆起来,否定不断革命,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否定阶段就是“左”倾冒险主义。所以,有阶段的不断革命论是真正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就是毛主席的不断革命论。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间,要继续革命,采取什么形式呢?我们党章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这是毛主席的伟大创举,不但是理论上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不断革命、继续革命,而且找到了革命的形式,这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所以,我们说,党章首先一个特点,就是明确了毛主席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明确规定了毛主席的思想,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

党章的第二个特点,明确规定了林彪同志作为毛主席的接班人。党章上讲了:“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新党章明确规定这一条,这是关系到我们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是关系到世界革命的前途和命运的一件大事。这是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永远不变颜色,彻底的遵照毛主席的思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永远沿着毛泽东思想的航道胜利前进的根本保证。这个问题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世界的大事。现在苏修特别攻击我们这一点,这恰恰是我们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部队的同志,在整党中间,特别要深刻地理解这样一个问题。

党章的第三个特点,就是概括地阐述了毛主席继承、捍卫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从刚才我讲到的那些问题中就可以看得出来,指出了社会主义社会是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而不是很短的过渡时期。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的问题上,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社会继续革命的问题上,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过去马列主义书籍上都没有或讲得很少,只有毛主席解决了。在苏联,托洛茨基也歪曲过马克思列宁的不断革命论,他的“不断革命”的理论是什么呢?他的理论就是不断革农民的命、反对工农联盟,认为无产阶级对农民还要专政。这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所讲的不断革命是根本对立的,是反革命的。中国托洛茨基陈独秀,曾经一个时期宣传过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也否定中国农民的革命性、否定中国无产阶级能够领导农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进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变节分子瞿秋白,曾经利用“左”的面目,提出他的“不断革命论”,这也就是历史上所讲的一次革命论,他否定革命阶段论。毛主席说:“我们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的统一者。”“左”倾冒险主义者瞿秋白,就主张一次革命,不分阶段,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的阶段混在一起,他企图超越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结果搞了“左”倾盲动主义,使中国革命遭到很大的损失。从陈独秀到叛徒刘少奇,在这个问题上也是一脉相承的。这是你们熟悉的,叛徒刘少奇在天津的讲话,就是所谓要大大地发展资本主义,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革命,要搞四大自由,巩固新民主主义阶段。这就是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停顿在民主革命阶段。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批评的停顿在民主革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叛徒刘少奇恰恰就是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到瞿秋白“左”倾机会主义,最后到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这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同志发展马列主义有伟大的功绩。我们党章上规定这一点,这是我们党章中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党章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主义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这是党章的第三个特点。

第四个特点,新党章根据毛主席建党思想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明确了我们党目前的战斗任务,党章明确提出,我们的基本纲领,我们的政治目的,是最终实现共产主义,明确地规定要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践三大革命运动,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明确地提出了要用毛泽东思想来整党建党,整顿党的组织、党的领导作风,加强党的建设的任务,提出了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反对苏修、反对各国反动派的任务。这里特别提到了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写在我们的党章上。这一点,在我们觉得是应当写的,苏修觉得是大坏事,戳痛了他。把反对苏修写在我们的党章上,这就是说,每一个人要加入共产党就要反修,如果不反修就违反党章。所以,他们现在很恼火,又不敢明确地讲,今年四月十三日,苏修《共产党人》杂志第四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大概是与叛徒王明有关系的。这篇文章首先说,对我们的“九大”,他不能熟视无睹,他当然不能熟视无睹,把反对修正主义写在我们党章上,他还能熟视无睹?他攻击我们党章,中国共产党半世纪以来还没有个党纲。我们历来认为,我们的总纲,基本上代替了我们的党纲。但是,我们是没有这样一个修正主义的党纲,没有象苏联二十二大那样的党纲。他说党纲是要规定党的性质,是要明确地、有科学根据地阐明党争取什么和为什么而斗争。现在我们才懂得,原来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党纲,规定了他的全民党这样的性质。他虽然现在不敢讲,但是,从这一篇文章证明,他还是要按照他这个性质来指导他的党,他的党纲,规定是全民国家,要实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然后说,我们已经有十三年没有开代表大会了,现在才开“九大”。的确我们十三年没有开代表大会,根据我们的党章规定,五年开一次,那么五六年就要开“八大”,六一年就要开“九大”,六六年就要开“十大”。那么,我们现在拖了两次,好象这样不适合党章规定。我们同兄弟党的同志说,假如六一年开“九大”,那个时候刘少奇的问题还没有发现,我们就要同叛徒一道开“九大”。六六年要开“十大”,刘少奇的问题,那个时候还没有发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进行,我们还要继续同叛徒集团一道开,而且可能选他们做中央委员。我说,同志们,你们想一想,我们到底是把这些叛徒清出去,以后晚点开好,还是同叛徒一道早点开好?他们说,还是晚开好。开代表大会,要看用什么思想来开代表大会,不是时间的迟早,也不是机械地按照党章来做。

然后,他又攻击我们说,我们这个党章是残缺不全的。从篇幅上看,比我们“八大”党章起码短一半,这恰恰是我们党章的好处。毛主席讲,要使工人、农民都看得明白,要通俗易懂。

他们说,我们的党章反对苏修,可是这些叛徒也软弱得很。我们的党章,明确地提出来,反对以苏修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他不敢引用我们的全文,他说,我们党章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他把“苏修为首”的几个字去掉了。下面他自己又解释说,按照中国的解释,现代修正主义就是说的苏联。我们党章上说,要同一切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一道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他问我们,那么真正的马列主义政党是谁呢?他们诬蔑这些人都是变节分子,他们认为,我们把一些“健康的力量”都吐掉了,他们所谓的健康力量,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些叛徒,真正的马列主义者是他们的叛徒。所以,他们再三地讲,我们把他当作了头号敌人,把反对苏修从党章上固定下来。这说明苏修是惧怕我们这个党章的,惧怕我们党章在党员群众中的影响,而我们党章上写这个东西,就是根据这样一个思想,必须把反对以美国为首帝国主义与反修搞在一起,就是说反帝必须反修。这是党章的第四个特点。明确了我们当前的任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战斗任务。

最后,我们这个党章,是吸收了国际、国内过去党章中的长处,否定了那些形式主义的东西。党章突出政治思想,内容简明扼要,这是根据毛主席说的,要简明扼要,适合于工农兵、劳动群众的要求,要去掉形式主义,去掉烦琐的条条,突出政治。所以新党章吸收了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世界上第一个党章,就是《共产党法规》突出政治的长处,《共产党法规》是突出政治的。这是一八四七年共产主义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在他的党章上头一条,即明确地提出来,要打倒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要消灭资本主义旧社会,建设一个没有人剥削人的新社会。我们的党章,也吸收了列宁领导制定的第一个布尔什维克党章的长处,这个党章是一九零五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它第一条就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亲自参加党的一个组织中去工作,党不是一个俱乐部,党员必须是做工作的。这个党章简明扼要,只有十二条,不是以后那样发展到一百几十条。我们的新党章,吸收了外国的马克思、列宁所制定的党章的长处,同时也吸收我们党的历史上,有的党章突出无产阶级专政、有的党章比较简明扼要的长处,避免那些烦琐条文。同志们可以看到,包含了“五十字”方针,在总纲上,也包含了接班人五条,写在第三章上。所以党章基本上概括了毛主席的建党思想。同时,也把我们从党的历史上、特别是从文化大革命以来,整党建党所取得的巨大胜利,通过党章记载下来。我们现在整党,不是说文化大革命把我们党搞坏了,而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在胜利的基础上,把我们党整得更好,继续前进,使我们的党成为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党。成为更伟大、更光荣、更正确的毛泽东思想的党。这不仅对我们党,而且对世界将会起巨大的作用。因此,我赞成陈伯达同志的提议,要好好地把毛主席的建党思想、“五十字”的方针和新党章,好好地来一次学习,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

此外,同志们提出来,领导机关要重视整党建党工作。我同意张春桥同志的意见,他自己拿上海作例子进行自我批评。这一点,各地方应当学习。

同志们还提出了青年团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党章已经有了规定,青年团还是要的,但青年团现在还没有开始进行工作,个别地方开始了。军队原来是有的,而且军队青年团的工作起很大作用,青年团这方面的工作,也希望军队的同志提出好的意见来。

发挥青年团的作用,还是重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咱们这次会议没有办法议论,经验总结得太少了,恐怕你们回到各个地方,要总结一些经验,要交流经验,去摸点典型,调查研究,弄点材料,把材料弄好,把经验搞好,专门来讨论这个问题。团章还未改,这个方针定了就容易了,青年人很有积极性,发动每一个青年人来修改团章嘛!

总而言之,总的来说,就是一个标准,就是同志们提出的整党建党工作,也要实行毛主席那一条,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因为这是一件大事,从斗、批、改来说,也联系到这个问题,批也联系到这个问题,改也联系到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共产党什么事情就办不成,部队也有这么个问题。所以这一点,同志们提出这个问题很重要,也鞭策我自己,鞭策我们中央同志。这次会议是由两个新的政治局委员纪登奎同志、李德生同志领导,还有两个新的中央委员郭玉峰和曹轶欧同志,另外一个是管六厂二校的八三四一部队的领导干部杨德中同志。

我有一个汽车司机同志,到了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工作。我还有个警卫员同志到了北大哲学系,平时看那个同志政治也不那么高,有点散漫的样子,他现在告诉我说,他还领导哲学系呢?不但领导哲学系,北京不是有个鼎鼎大名的冯友兰哲学教授,资产阶级权威嘛!他还领导冯友兰学习呢!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文化大革命,是世界上天翻地覆的一件大事,的确不但把刘少奇叛徒集团清除出去;而且使新的干部得到锻炼,涌现出来。所以,这方面应当感谢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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