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组织传达和讨论《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的通知及材料

1971.12.11;中发[1971] 77号

毛主席批示:照发。

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各大军区、各省军区、各野战军党委,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党委,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领导小组、党的核心小组:

现将中央专案组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发给你们,请你们立即组织传达和讨论。传达的范围和办法与中发[1971]68号文件相同。

中共中央

一九七一年十二月十一日

附: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1971.12.07

粉碎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斗争,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这场斗争,是“九大”以来,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以来,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是两个司令部,即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斗争的继续。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十年来,我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特别是取得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巩固和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但是,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被打倒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帝国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也总是用武装的或者“和平的”手段,力图消灭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

毛主席指出:“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国内国际的阶级敌人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在我们党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就是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这个反党集团的出现,正是国内国际激烈阶级斗争的尖锐表现。

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手段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背叛“九大”路线,从根本上改变党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政策,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们要把毛主席领导下我党我军我国人民亲手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再扶植起来。在国内,他们要联合地,富,反,坏,右,实行地主买办资产阶级的法西斯专政。在国际,他们要投降苏修社会帝国主义,联苏联美反华反共反革命。林陈反党集团的路线,集中反映了国内被打倒的地主资产阶级和帝、修、反的反革命复辟的愿望。

但是,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复辟的阴谋是绝不能得逞的。他们是反动派,代表没落的腐朽的帝国主义和被打倒了的地主资产阶级。他们是没有前途的,他们是注定要灭亡的。“帝国主义,国内反革命分子以及他们在我们党内的代理人,等等,都不过是垂死的力量,而我们则是新生的力量,真理是在我们方面。对子他们,我们从来就是不可战胜的。”在毛主席领导下的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内,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林陈反党集团图谋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反革命复辟,只能是痴心妄想。

在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继揭露以刘少奇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揭露了阴谋反革命政变的林彪陈伯达反党集团,除了一害。这对于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具有伟大的深远的意义。这对于帝、修、反是最大的一次打击。这是我国无产阶级和全国人民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

下面是中央专案组根据已经查实的物证、人证,整理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之一,主要讲中共中央委员会第九届第二次全体会议前后的斗争情况。其他材料将陆续整理。

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

(材料之一)

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在一起,指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连,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九大”前夕,林彪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九大”以后,林彪和陈伯达破坏《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编辑出版工作。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七日,在林彪的指使下,吴法宪任命林彪的儿子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任命周宇驰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趁毛主席不在北京,擅自发布所谓“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战备状态,这样的大事,竟不请示毛主席、党中央,实际上是一次篡党夺权的预演。

林彪、陈伯达及其一伙在庐山会议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背叛“九大”路线,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了的反革命政变。

林陈反党集团策动的反革命政变,是有国际背景的。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前,七月中旬,陈伯达一反常态,特意穿上军装,窜到中蒙边境活动。他在李雪峰、郑维山的陪同下,到处接见前线驻军,召开群众大会,发表讲话,制造声势。他的这些活动是做给苏修看的。

九届二中全会召开期间,正当林陈反党集团兴风作浪的时候,苏修叛徒集团遥相策应。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六日,勃列日涅夫偕同国防部长格列奇科率领的武装部队代表团,窜到中苏边界附近的阿拉木图,在那里发表蛊惑人心的讲话,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出动了火箭、炮兵、坦克和空降部队。随后,勃列日涅夫又到接近我国的塔吉克、吉尔吉斯、土库曼、乌兹别克等中亚地区活动,一直呆到九月九日,我党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以后,他才离开中亚。格列奇科还到后贝加尔、蒙古等地活动,视察中苏边境地区的武装部队,叫嚷边防军要“加强战斗准备”,对我施加压力。同时,继续发表反华文章,对我进行恶毒攻击,但却不点林彪的名,集中攻击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一九七一年六月至九月上旬,苏修反华文章急剧增加,据初步统计,苏修中央一级的报刊、电台发表和广播的反华文章,竟达七百九十六篇。

这一切绝不是偶然的。

(一)

一九七0年三月八日,毛主席提出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意见,同时提出关于改变国家体制,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三月九日,中央政治局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开始了修改宪法的准备工作。三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就修改宪法的指导思想和修改宪法中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向毛主席写了《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毛主席阅批了这个《请示》。三月十七日,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了召开四届人大和修改宪法的问题。到会同志拥护毛主席关于召开四届人大、修改宪法的意见和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

林陈反党集团把四届人大看作是“权力再分配”的会议,阴谋利用修改宪法和召开四届人大的机会,实现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他们反党的政治纲领,是要设国家主席。他们反党的理论纲领,是坚持天才的观点。核心的问题,是要设国家主席,是林彪急于想当国家主席,抢班夺权。

四月十一日,林彪带头反对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指示,提出仍然要设国家主席,并说要毛主席再任国家主席。四月十二日,中央政治局将林彪的意见向毛主席作了请示报告。毛主席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但是,林彪始终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林彪对叶群说:“国家还得设主席,一个国家不能没有主席。”叶群对吴法宪讲:“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那里摆?”这就清楚地说明了,他们要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是假的,林彪要步刘少奇的后尘想当国家主席是真的,这就暴露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

接着,林彪的同伙陈伯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在他把持的政治研究室组织了一个秘密班子,专门研究中央政治局历次的宪法修改稿,搞了一个反映他们反革命路线的“宪法修改草案”,伺机向党进攻。

七月十七日至七月二十二日,在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上,陈伯达,叶群一唱一和,对中央政治局起草的、他们在政治局会议上表示同意的宪法修改草案,恶意中伤。他们形“左”实右地提出,要在宪法上写上“为过渡到共产主义而奋斗”,还胡说什么宪法修改草案没有写备战,想方设法对修改宪法的工作,进行破坏和捣乱。

六月中旬至七月下旬,陈伯达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拉拢和联络李雪峰、郑维山等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篡党夺权作准备。

七月三十一日,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干部大会上宣读了林彪、叶群亲自指挥炮制的所谓“讲用报告”。林彪听了林立果的“讲用报告”的录音,得意地说:“不仅思想象我的,语言也象我的”。八月四日,空军常委决定在空军系统“三代会”上放林立果“讲用报告”的录音。吴法宪等人狂热地吹捧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是“放了一颗政治卫星”,林立果是“伟大的天才,全才,全局之才”。吴法宪还公然宣称:“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调动,空军的一切都可以由立果同志指挥”。这样,吴法宪就在林彪的指使下,背着毛主席、党中央,私自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了林立果。

八月十三日,在修改宪法小组会上,吴法宪在陈伯达的怂恿和支持下,违背毛主席在修改党章时圈去三个副词的指示,借口“天才”问题,制造事端,向中央领导同志发动进攻。同时,又秘密地打电话给黄永胜,通报情况,进行密商。修改宪法小组散会后,陈伯达又要吴法宪到陈的家里,密谈到次日凌晨。陈、吴密商后,黄、吴向当时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打了长途电话,报告了情况。叶群告诉吴法宪:林彪说,你这次干得好。

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多次密商,积极策划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向党进攻。他们搜集了关于“天才”的材料,找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林彪布置姜思毅[1]等人,给他起草关于宪法问题的讲话提纲,同时又布置林立果组织空军党委办公室的一些人给他起草讲话提纲,准备向党进攻的弹药。八月二十日,林彪、陈伯达、叶群等带着他们准备好的反党炮弹上了庐山。

(二)

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领导和主持召开的,是在党的“九大”路线不断取得胜利,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高潮的情况下召开的,是在国际上反对美帝、苏修和各国反动派的斗争不断取得巨大成绩的情况下召开的。

这次会议,从一九七0年八月二十三日开始,到九月六日结束,共开了十五天。

八月二十二日,即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前一天,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作了重要指示,规定了这次会议的方针,要把这次会议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在这次会上,林彪、陈伯达又提出要设国家主席和要毛主席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再一次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

八月二十三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幕。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周恩来同志宣布了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一、讨论修改宪法问题;二、国民经济计划问题;三、战备问题。康生同志在会上讲了毛主席对修改宪法的历次指示和修改宪法的过程,说明了对全国人民提出的修改宪法意见采纳的情况。

林陈反党集团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和规定的会议方针。他们认为经过一番精心策划和部署,发动反革命政变的时机已经成熟,就迫不及待地动手了。

林彪上了庐山,不去请示毛主席,在八月二十二日下午的常委会上,也没有表示要在大会上讲话。在事先没有向毛主席、党中央请示报告的情况下,八月二十三日,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幕的会议上,第一个跳出来,发表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讲话。他继八月二十二日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之后,在这次讲话中又打出“天才”的反党纲领,公然对抗毛主席的指示,疯狂叫嚷:我还是坚持天才这个观点。他的讲话,是一个反革命政变的动员令。他向党突然袭击,发动了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进攻,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林彪讲话后,叶群,吴法宪等人加紧进行秘密活动。叶群特别嘱咐陈、吴、李、邱在小组会上要含着眼泪发言,宣讲语录,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在当晚政治局讨论国民经济计划的会议上,吴法宪突然提出,要全会学习林彪的讲话,明天听林彪讲话录音,蓄意改变九届二中全会的议程。

在林彪的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一面连夜加工炮制称天才的材料,私拟了国家主席一节的宪法条文;一面四出活动,多方串连,组织力量,部署进攻。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2]、王维国[3]、陈励耘[4]等人谈话,指名道姓地恶毒攻击中央某些负责同志,鼓动他们在小组会上向党发动进攻,要他们讲设国家主席和“天才”两个问题。李作鹏、邱会作也分别联络人,进行了布置。

同时,吴法宪又打电话给当时留守北京的黄永胜,传达了林彪的黑指示。黄永胜按照林彪的讲话口径,授意他的心腹宋城[5],替他起草向党进攻的讲话稿。黄讲了起草讲话稿的要点:(1)拥护林彪的讲话;(2)要指出有人反对在新宪法中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有人说称天才是“讽刺”,这是反八届十一中全会公报的;(3)长期以来,我们党内有许多情况不正常,等等。

八月二十四日,在林彪指挥下,陈伯达、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按照事先商量好的口径,一齐出动,分别在全会的华北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同时宣讲经过林彪审定的称天才的材料,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向党发动了猖狂进攻。陈伯达在发言时,使出造谣和诡辩的反革命伎俩,大肆鼓吹林彪提出的“天才”的反党纲领,疯狂叫嚣要设国家主席,十分凶狠毒辣地攻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林彪给叶群定了发言口径,叫叶讲“天才,领袖,指针”,“天才从理论角度讲,领袖从历史角度讲,指针从现实角度讲”。叶群在会上气势汹汹,大讲要设国家主席和“天才”问题。她还假惺惺地挤出几滴眼泪,表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的“感情”。她声嘶力竭地叫喊:关于“天才”的观点,“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当晚,林彪把他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稿送给陈伯达整理和修改。陈伯达在整理时,吹捧“林彪的讲话很好”,“林彪是个天才”。李作鹏写信给叶群,密商向党进攻的反革命策略。

林彪、陈伯达、黄、吴、叶、李、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制造了许多谎言,概括起来说,主要是五大谎言。

(1)他们造谣说,有人反对毛主席当国家主席。陈伯达在华北组会议上恶毒地说:“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高兴得手舞足蹈。”别人听不懂他的话,他还站起来手舞足蹈地表演了一番。这完全是造谣中伤。早在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就提出不当国家主席,并且发表过声明。从一九七0年三月到这次会议期间,毛主席先后书面和口头讲了六次不设国家主席和不再重新担任国家主席的问题。第一次,是毛主席三月八日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第二次,是毛主席四月中旬关于“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的批示。第三次,是毛主席四月下旬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谈话。在谈话中,毛主席说,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毛主席用三国历史故事,告诫林彪等人不要再提设国家主席的问题。第四次,是在七月中央召开的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议期间,毛主席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在九届二中全会期间,毛主席又在政治局常委会上,两次谈过这个问题,对林彪、陈伯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林彪口头上讲,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但他对毛主席的六次指示,半句也不听,顽固地坚持他们要设国家主席的反党纲领,目的就是他自己要当国家主席。

(2)他们造谣说,有人反对提毛主席是天才,说“天才”是“讽刺”,要翻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案。这是明目张胆地对抗毛主席的指示。林彪、陈伯达、黄、吴,叶、李、邱都知道,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九大”党章时,毛主席两次圈去新党章草案上的三个副词[6]。当时,中央负责同志根据全会一些同志的意见,向毛主席报告说,这三个副词是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的,新党章不写不好吧?毛主席指示,党的代表大会,有权修改以前的任何文件。八届十二中全会传达和讨论了毛主席的指示。“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和政治报告都没有写这三个副词,宪法修改草案也没有写这三个副词。林陈反党集团以“天才”问题作借口,大做文章,要翻“九大”的案,目的是为他们篡党夺权制造舆论。

(3)他们造谣说,新宪法是他们长期斗争的结果,“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是经过他们长期斗争才写入宪法修改草案的。这是无耻的捏造。事实是,在中央政治局历次讨论修改宪法问题的会议上,在一九七0年七月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宪法修改草案的时候,林彪,陈伯达、黄、吴、叶、李、邱都没有提出这个问题。而是八月十二日修改宪法小组根据康生同志的意见,综合一些地方和单位的建议,将这句话写在草案的序言里。八月十三日,经过修改宪法小组讨论,由序言移至总纲第二条。八月十四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没有任何争论就通过了。他们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反咬一口,陷害中央负责同志,用心何其毒也。

(4)他们造谣说,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是卑劣的谎言。毛主席的谦虚,决不是“谦谦君子”,而是实事求是。他们把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毛主席,说成是“谦谦君子”,不讲毛主席的高度原则性,这种说法的本身,就是贬低毛主席。毛主席批判了他们的这种说法,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

(5)他们造谣说,有人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事实证明,背叛“九大”路线,背叛新党章,否定文化大革命,要翻历史的案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自己。

林陈反党集团无中生有,制造谣言,在庐山会议上刮起一阵反革命妖风,恶毒攻击和污蔑中央某些负责同志是什么“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要“揪出来”,“千刀万剐”、“斗倒斗臭”,等等。实质上,他们的矛头是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妄图分裂党,夺毛主席的权,夺党中央的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

八月二十五日,陈伯达通过李雪峰炮制的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抢先出笼。这号简报,是一个反革命的简报。林彪让秘书把这份简报讲给他听。林彪听后哈哈大笑,说“听了那么多简报,数这份有分量,讲到了实质问题。”叶群、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看了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兴高采烈,神气十足。李作鹏拿着这号简报,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登出来了,你们西北组温度不够。吴法宪马上找小组会议记录人员说,西南组的简报要参照这号简报改写,要把他的发言要点写进去,要把气氛写得足一些,并亲自规定要用那些词,如“篡党夺权的野心家、阴谋家”、“定时炸弹”、“罪该万死”、“全国共讨之,全党共诛之”,等等。邱会作提出要把他的发言单独出简报。林彪一伙自以为得计,认为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有把握了,好象会成功了。他们反革命气焰嚣张一时,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当林彪一伙在庐山向党猖狂发动进攻的时候,空军“三代会”把那个林彪反革命别动队的头目、法西斯分子林立果,捧为“超天才”也达到了高潮。老子儿子,一唱一和,山上山下,互相配合。林彪、叶群还私自把林立果带上庐山,通过林立果与王维国、陈励耘等人秘密联系,指挥他们向党进攻。林彪、林立果还调了两架云雀式直升飞机在庐山待命。他们安装了六条电话专线,进行秘密通讯联络。在林彪一伙向党发动进攻的同时,叶群亲自布置:“保卫工作要加强,要注意安全”。

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全部活动,完全是一次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反革命政变。但是,无产阶级的天下是乱不了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识破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八月二十五日,毛主席召开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中央全会分组会议立即停止讨论林彪八月二十三日的讲话,收回华北组第六号简报,刹住了林陈反党集团煽起的反革命妖风,拨正了全会的航向。

一九七0年八月三十一日,毛主席写了《我的一点意见》这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重要文献。在这个文件中,毛主席揭露了陈伯达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驳斥了他的谣言和诡辩,进一步阐明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毛主席指出,“天才”材料,“没有马克思的话。”指出:“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毛主席还指出:“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主席批判了陈伯达一类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骗子,粉碎了林陈反党集团的反革命政变阴谋,使绝大多数同志在毛主席正确路线指引下,团结起来,保证了全会的胜利。

九月六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在闭幕会议上,毛主席对党的路线教育问题、高级干部的学习问题、党内外团结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在讲到高级干部读马、列的几本书的问题时,毛主席说:“现在不读马、列的书了,不读好了,人家就搬出什么第三版[7]呀,就照着吹呀,那么,你读过没有?没有读过,就上这些黑秀才的当。有些是红秀才哟。我劝同志们,有阅读能力的,读十几本。基本开始嘛,不妨碍工作。”“要读几本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欧洲哲学史。一讲读哲学史,那可不得了呀,我今天工作怎么办?其实是有时间的。你不读点,你就不晓得。这次就是因为上当,得到教训嘛,人家是那一个版本,第几版都说了,一问呢?自己没有看过。”

在讲到庐山会议这场斗争,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时,毛主席说:“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

在讲到党内外团结问题时,毛主席说:“不讲团结不好,不讲团结得不到全党的同意,群众也不高兴。”“所谓讲团结是什么呢?当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之上的团结,不是无原则的团结。提出团结的口号,总是好一点嘛,人多一点嘛。包括我们在座的有一些同志,历来历史上闹别扭的,现在还要闹,我说还可以允许。此种人不可少。你晓得,世界上有这种人,你有啥办法?一定要搞得那么干干净净,就舒服了,就睡得着觉了?我看也不一定。到那时候又是一分为二。党内党外都要团结大多数,事情才干得好。”

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同志、康生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同时,党中央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

在庐山会议期间,林陈反党集团的阴谋被揭露以后,林彪竭力掩盖他的反党罪行,并为他的几员黑干将开脱罪责,说什么“我和陈伯达过去没有接触”,“军队的几个同志过去同陈伯达也没共过事”,“他们是炮筒子,说话走火”。八月二十九日,陈伯达给林彪打电话说:“林副主席讲话很好”,“不过那里面有没有讲到主席多次强调的这样的原话:‘是开一个团结的会议,还是分裂的会议,是开一个胜利的会议,还是失败的会议’”,“如果还没有讲到,最好想办法在录音里面加上去。”妄图掩盖林彪一伙分裂党的罪恶阴谋。黄永胜上山后,见势不妙,销毁了他早巳准备好了的反党讲话稿。叶群作贼心虚,不交出她从中央会议记录中撕下的她的发言记录。邱会作一再提出要从中央会议记录中剪掉他的发言记录。陈伯达、吴法宪继续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假检讨。林立果气急败坏地对林彪的秘书说:“翻车了,倒大霉了,都是他妈的主任(指叶群)搞的,她想抢头功,尽是瞎指挥”。

与此同时,林彪、叶群复制九届二中全会的讲话录音,吴、叶、李、邱指使秘书抄存他们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叶群还私自抄存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林彪派林立果,找王维国、陈励耘进行安抚、鼓气。林立果对王、陈说:“首长(指林彪)知道你们受损失,很难过”,“看来这个斗争还长”。他们不甘心自己的失败,要继续同无产阶级司令部斗下去。

(三)

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毛主席提出在全党全军进行一次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领导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提倡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反对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同时,毛主席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本着“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原则,采取甩石头(毛主席的《我的一点意见》和对三十八军、济南军区报告等批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掺沙子(派负责同志参加军委办事组)三项办法,对林彪,对黄、吴、叶、李、邱等进行了严肃耐心的批评教育和仁至义尽的挽救,希望他们能够同陈伯达划清界限,回到正确路线方面来。毛主席一系列的教导,使全党全军干部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挽救了一批犯错误的同志。但是,林陈反党集团却不顾毛主席的教育和挽救,在反革命道路上越走越远。

一九七0年十月十四日,毛主席在吴法宪的书面检讨上批评了吴法宪及其同伙,指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毛主席还指出: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这里说的个别同志,就是指林彪,就是批评林彪不听招呼。毛主席还驳斥了吴法宪在检讨中提到的“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指出:“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当吴法宪说到,陈伯达造谣说:“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时,毛主席批示:“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毛主席还批示:“我愿意看见其他宣讲员的意见。”这里说的其他宣讲员,是指炮制和宣讲“天才”材料而拒不检讨的那几个人。

一九七0年十月十五日,毛主席在叶群的书面检讨上作了重要批示。当叶群虚伪地说她犯了什么“路线性”错误时,毛主席指出:“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毛主席批评叶群“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当叶群说到他们搞天才语录问题时,毛主席指出:“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毛主席驳斥了叶群所说的与陈伯达“斗争不够有力”的谎言,指出:“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毛主席批评叶群及其同伙“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

一九七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毛主席针对林彪在建军路线上的错误倾向,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野营拉练的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同时指出:“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一九七0年十二月六日,毛主席在中央联络部的一个请示报告上作了重要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我已说了多遍了。至于他们除马、列主义外,还杂有一些别的不良思想,他们自己会觉悟,我们不必当作严重问题和外国同志交谈。只要看我们党的历史经过多少错误路线的教育才逐步走上正轨,并且至今还有问题,即对内对外都有大国沙文主义,必须加以克服,就可知道了。”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六日,毛主席在三十八军党委会批陈报告的批示中,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召集一次会议,“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

一九七0年十二月十九日,毛主席在周恩来同志关于开好华北会议的请示报告上批示:“要有认真的批评,从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这次会议在全军应起重大作用,使我军作风某些不正之处转为正规化。同时对两个包袱和骄傲自满的歪风邪气有所改正。”黄永胜、李作鹏公开对抗毛主席的批示,他们在接见三十八军领导人时,说什么:“不要只攻北京军区为什么陈伯达成了你的太上皇,那样就把事情搞复杂了。”压制揭露陈伯达,害怕火烧到他们自己身上。

一九七0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姚文元同志的报告上批示:“我的意见二百七十四个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方能抵制王明、刘少奇、陈伯达一类骗子。”

一九七一年一月八日,毛主席在济南军区关于反骄破满的报告上批示:“此件很好,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讲清了问题。”“我军和地方多年没有从这一方面的错误思想整风,现在是进行一场自我教育的极好时机了。”

一九七一年一月九日,军委召开座谈会。在会议期间,毛主席多次指示,要他们批陈,要他们做检讨。在林彪的支持下,黄、吴、叶、李、邱不仅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根本不批陈,也不作检讨,而且利用会议简报,大肆吹嘘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跟得最紧”,“突出政治,狠抓根本”,“谦虚谨慎”,“办事认真”,以此来对抗中央,欺骗同志。

在华北会议期间,毛主席、党中央改组了北京军区。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周恩来同志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代表党中央在华北会议上作了重要讲话。这个讲话,系统地揭露了国民党老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指出了李雪峰、郑维山在政治上所犯的方向、路线的严重错误,宣布了中央关于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等同志在北京军区任职的决定。这就捣烂了林陈反党集团经营多年的那个山头主义的窝子,挖了他们的墙角。

一九七一年二月十九日,中央政治局传达了毛主席对计划会议的指示:“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郑主持时期那样。”黄、吴、叶、李、邱,在林彪的支持下,在他们所管辖的部门,拒不传达毛主席对他们的批评。

一九七一年二月二十日,军委办事组对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报告上批示:“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当他们说到“对‘批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时,毛主席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黄永胜、吴法宪抗拒毛主席的指示和批评,接连几次给在苏州的林彪、叶群打电话,密谋对策。军委办事组在讨论毛主席批评他们根本不批陈的指示时,黄永胜念了唐朝诗人章碣的诗:“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8]无产阶级引用这首诗,是表示要造地主资产阶级的反。黄永胜在讨论毛主席对他们批评的时候念了这首诗,是蓄意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要造无产阶级的反。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在这个时候,林彪、叶群指使林立果窜到杭州和上海,研究和制定反革命武装政变计划。

一九七一年三月十五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作了重要批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对毛主席关于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指示,林彪怕的要命。他顽固地坚持唯心论的先验论,反对唯物论的反映论。

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对黄、吴、叶、李、邱作了多次个别谈话,进行了长期的耐心的教育和挽救。但是,他们拖了七个月才勉强写出的“检讨”,仍然不批陈,同陈伯达划不清界限。毛主席为了帮助他们,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四日,在他们的检讨上加了这样一段话:“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刘少奇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同时,毛主席在他们的检讨上明确批示:“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问题。”

一九七一年三月三十日,毛主席在一个同志的检讨上作了批示:“此件留待军委办事组各同志一阅。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三月十九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那里去了。”毛主席这一重要批示,中央给军委直属单位发了六十份。黄永胜竟擅自扣发毛主席的批示,只发出七份,并限定极少数人传阅后立即收回。他们竭力封锁毛主席的指示,紧紧地捂住盖子,就怕揭。

为了打破林彪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一九七一年四月,毛主席、党中央派负责同志参加军委办事组,实行“掺沙子”的办法。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九日,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同志代表党中央作了总结讲话。在讲话中指出,黄、吴、叶、李、邱在政治上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站到反“九大”的陈伯达分裂路线上去了。希望他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实践自己的申明,认真改正错误。

但是,林彪及其一伙毫无悔改之意,就在批陈整风汇报会议期间,他们一面作假检讨,应付中央,而背地里却在林彪、叶群、林立果的指挥下,策动他们的死党周字驰、于新野、刘沛丰等开黑会,要“加快,提前”实行他们于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制定的《"571工程”纪要》[9]反革命纲领,穷凶极恶地准备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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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政治部前宣传部长

[2]国防科委原代主任

[3]空四军原政委

[4]空五军原政委

[5]军委办公厅第一秘书处原第二处长

[6]指“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三个副词

[7]指恩格斯为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德文第三版写的序言

[8]见《唐诗选》

[9]林彪及其死党制定的反革命政变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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